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有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

　　——《说苑·至公》

　　解析：法家“法不护亲”理念

　　《说苑·至公》中记述的“令尹子文不护亲”事例，体现了楚国令尹子文维护司法公正、执法不“私”的品行。这与先秦法家的执法观相契合，即主张“上法不上贤”，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总体来说，先秦法家执法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一是要审慎执法。关于这一点，先秦诸子尽管出发点不一，但意见较为一致。儒家把慎刑看作取得民心的关键，在其看来，百姓之所以犯罪，往往是由于执政者不能先教而后刑，民众是因无知而犯罪，责任在于统治者，因此在使用刑罚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对死刑的适用更应如此，千万不能草率行事。道家认为法律制度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并不是专门惩罚人的，有德的统治者只掌握法律，无德的统治者才运用惩罚。墨家从“兼爱”立场出发，主张慎重执法，主张如果刑法使用不当，就会致乱，其关键在于执法是否慎重。法家虽然主张厚赏重罚，强调重刑，但那只是制定法律时的原则。在执法时，则强调不能肆意妄为、任意而行，而是必须严格谨慎、不枉不纵，既不能因为仁爱而“有过不罪，无功受赏”，也不能任意用刑，虐杀臣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否则将导致亡国。由此可见，法家把慎重执法当作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

　　二是要秉公执法。成文法的公布使得法令彰明，执法者不能擅自增损法律内容，而必须秉公执法，这成为一种历史趋势。《管子·立政》说：“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滞留法令，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商鞅更是把公布法律条文、使全体臣民知晓法律作为以法治国的首要条件：“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错法，就是明法，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这样，可以增强吏民的法制观念，“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司法官吏在执法过程中就只能秉公行事。先秦诸子已经明确意识到，只有秉公执法，法律才能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最根本的保障，韩非子在《有度》中对秉公执法的后果作了准确的描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三是要严格执法。法家把维护法令尊严看成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因此要求一准于法。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严格执法，法家要求做到两点：第一，一准于法，把法令看作治国的唯一标准。一方面要求“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另一方面，执法官员在司法过程中，要“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总之，一切要依法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为达到这一目的，韩非子要求君主清除“五蠹”，“一法而不求智”。第二，法律一经制定，就必须君臣共守，君主也有遵守法律的义务，法令的权威高于君主的权威。《管子·法法》指出，“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把“禁胜于身”作为“令行于民”的前提，强调执法者带头遵守法令。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法院作为执法、司法的主体，能否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先秦法家主张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法治观和执法观，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所倡导的公平公正法治理念存在诸多契合之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底蕴和理论参考。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