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刭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请品先不以其请者，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遫也。”以若书之说观之，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墨子·明鬼》

　　解析：盟誓中的诚信原则、契约精神与司法仪式

　　从《墨子·明鬼》中记载的“王里国与中里徼”案，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通过盟誓解决纠纷的理念和方法。文中的“盟齐之神社”即指在齐国神社歃血盟誓。清代惠士奇在解释“有狱讼者使之盟，其礼盖如此”时，就引用了“王里国与中里徼”案。作为中国先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盟誓制度广泛适用于天子分封、诸侯分宗、法律诉讼乃至于日常的生活中。运用在诉讼中的盟誓，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当代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启发。

　　1.盟誓制度的诚信内涵与失信惩戒机制的构建

　　《周礼》将“司盟”一职置于秋官司寇之下，会盟各方就某事约定好各自的义务为“盟”，而表达愿意坚守盟约的决心并自我设定好背盟之罚则为“誓”。按照《周礼·司盟》的说法，“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即让打官司的人先各自发誓，表明各自的无辜，如果有罪的话，则甘愿接受神罚。可见，盟誓隐含着信守盟约、愿受罚誓、尊重盟约的理念，这与当今时代司法裁判的诚信原则有相通之处。伴随着“神权”向“强权”的过渡、宗法的衰落以及成文法的出现等，作为纠纷处理机制的盟誓逐渐式微，而社会契约和法律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但盟誓隐含的信守承诺之精神却延续至今。

　　先秦时期的盟誓制度具有很强的宗教属性，与当代相比，促使个体信守承诺的内在驱动确有不同，但诚信原则的司法价值和功能显而易见。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给予法律条文适用的弹性，填补了法律约束的空白，扩充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平衡社会各方之利益。充分重视诚信原则的价值，要求失去诚信者应受相应的惩罚，因此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是应有之义。

　　2.盟誓活动的契约属性与多元化解纷机制的完善

　　先秦时期的盟誓活动具有契约的属性。关于盟誓的誓词，《左传》称为“载书”。郑玄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这里载书的性质其实就是一种双方订立的契约，意味着平等独立的个体，愿意自己约束自己，通过协商而非逼迫的方式达成双方兼顾的交易。盟誓之“盟”在于文书契约的形式，倚重的是刑律的惩罚；盟誓之“誓”在于口头承诺的形式，倚重的是神灵的威慑。可见，盟誓之作用在于“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无论是仪式还是内容，盟誓都有契约之属性，反映了盟誓者对契约的尊重与认同，更体现了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争议并自愿遵从的价值取向。

　　如果双方都能崇尚契约精神、和平协商解决争议，则不仅有利于节约资源，也有利于在自愿遵从的基础上彻底化解矛盾。在当前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之大背景下，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经之路。将诉讼、仲裁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解纷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既能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又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贯彻情理法相融合的准则，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盟誓断案的司法仪式与庭审活动秩序化的保障

　　先秦时期的盟誓能让盟誓者诚实陈情，如有不实则甘愿遭受神明处罚，这除了源于对神明的敬畏以及极端迷信的威慑，也与盟誓的仪式感有关。“盟齐之神社”“凿地为坎”“修筑高台”对于场所有所限定安排；“刭羊而漉其血”“杀牲取血”“歃血”“宣读载书、昭告神明”等对于仪式与过程有详细设置，这些极为复杂又极其庄重的程序，协同构筑出一个超越了世俗形态的神性场域。在该场域中，参与主体通过宣誓陈词等仪式，唤醒了盟誓者对于这一活动的信仰、尊崇与敬畏，凸显了此种仪式无可置疑的神圣性。由此形成的盟誓者内心敬畏，直接影响到后续的誓约自愿遵从的程度，也给司法者断案裁判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

　　尽管仪式天生具备宗教性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宗教属性的活动才能发挥仪式的价值。诉讼程序尤其是庭审活动中对司法仪式、司法秩序的要求，对于维护司法权威、形成法律信仰具有重要意义。庭审活动的秩序化、规范化，既意味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也为诉讼权利的有序有效合法行使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总之，对司法仪式的尊重让庭审更加庄严，让法官更规范自我，让当事人更讲求诚信、更信任法律。即便是在线上庭审大力推行的当下，线上庭审的秩序化、规范化也应当是关注的重点。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