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绍义

　　据记载，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在顺天（北京）乡试中，因戏子平龄“朱墨不符”中了第七名而引发的“高考”舞弊案，共有91人受到处罚，其中5人处斩，3人充军。牵涉之广，绝无仅有；官职之大，也是历史之最。于菜市口开刀问斩的主考官柏葰是清朝一品大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居宰相，官至人臣极鼎。但按照清朝的法律，清咸丰帝也只能挥泪斩柏葰。所谓“朱墨不符”，就是古代科举考试时的两套卷子，一套是考生本人在场内用墨笔缮写的答卷。为了防止考官认识考生的笔迹徇私作弊，再由誊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誊抄一遍交给考官批阅。用心可谓良苦。为平龄作弊的当事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做了手脚，以致把主考官柏葰牵连进去，丢了性命。

　　翻开历史看看，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也就是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第二年，为了巩固北方边防，除按照常例取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诸科1003人之外，又特地为河北举人举行了专门的省试。结果，经过殿试，取正奏名进士146人、诸科698人，特奏名进士205人、诸科及瀛洲防城举人997人，共2046人，此榜总共取士达3049人，这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在这次宋真宗主考礼部奏名的河北举人中，首先实行了誊录法，这在中国科举史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在这之前，为了严防阅卷官营私舞弊，已经实行了糊名法，考官已经看不出举子的姓名了，但他们还能通过辨认字迹以定取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誊录法便应运而生。正像《宋会要辑稿·选举》中说的一样，“别录本，去其姓名”，也就是将试卷另外誊录副本。景德四年（1007年），颁布的《亲试进士条制》规定，“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从此，殿试誊录正式成为制度。誊录后盖上御书院印，是为了防止誊录者偷梁换柱，防止出现漏洞。

　　和糊名法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开始在省试中实行一样，省试中实行誊录法，也是在大中祥符年间，也就是从专门设立了誊录院的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开始，省试正式实行誊录法。这样，科举评卷环节完全杜绝了考官的主观因素，使考试取士真正走向公平与客观。这种阅卷的方法，详定官不能见到考生的姓名，而编排官能够见到考生的姓名又没有权力决定考生的升降，有效地防止了阅卷时因辨认姓名和字迹而给考生打人情分。

　　所以事后宋真宗曾经对宰相王旦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糊名和誊录办法实行以后，使寒士与官宦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打破了他们之间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舍原则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糊名法和誊录法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障，削弱了主考官“生杀予夺”的权限，尽可能地防止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为大多数考生，尤其是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也是科举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的一种表现。

　　誊录制度的作用，笔者还想从两个事例加以佐证。一个是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故事，宋仁宗时，有个国子监学生叫郑獬，此人有些文水但却很自负，当听说国子监选拔考生把他排在第五时，心中很是不平。按照惯例，考试结果公布以后，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封感谢信，郑獬在信中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作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衔恨在心。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主考官极力想让他落榜，以报其不逊之仇。当他看到有一份卷子极像郑獬的风格时，立即将其淘汰掉。但阅卷完毕拆封以后，发现那份被他淘汰的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偏偏中了那年的状元。

　　另一个故事记载在《老学庵笔记》中。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受苏轼的赏识。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省试时，在阅卷中认定其中一份卷子就是李廌的，心中大喜，于是便在卷子上批写了数十字赞扬的评语，并得意地对同主考官黄庭坚说：“是必吾李廌也。”并设法录取为第一名。及至拆号，苏轼才发现第一名是章援，而李廌却名落孙山了。李廌的70岁乳母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自缢身亡。李廌终身不第，抑郁而死。这两个故事至少说明，誊录制度对预防作弊还是有很大约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