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建

　　《杜十娘》来自明代作家冯梦龙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剧情并不复杂，说的是明朝洪武时，临安书生李干先(《警世通言》中的李甲)入都(今南京)春试，结识金陵名妓杜十娘。杜十娘久厌风尘，正拟寻觅佳偶从良，误以李干先可托终身，乃设法逃出妓院，与李干先相偕返里。途中，夜渡瓜州渡口，为富商孙富所见。孙富久慕杜十娘姿色，又因与李干先旧识，乃密与商议，欲以白银千两买下杜十娘。李干先利令智昏，欣然允之。翌晨迎娶，杜十娘出示所携之百宝箱。李干先悔之不及，孙富则手舞足蹈。杜十娘将箱中珠宝一一投入大江，最后投箱于水，立船头上痛斥孙、李二人，继而投江自尽。李干先见利忘义，终人财两空。

　　父母之命不可违

　　现在的《杜十娘》演出本，主人公李干先一上场就向好友柳遇春表明，此次上京一为赶考，二来“只因家父年迈，无人侍奉，故尔叫弟悬托仁兄与小弟择一佳偶，他老人家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功名倒可从缓，亲事却要早办，他还急于抱孙孙呢”。于是柳遇春介绍李干先与杜十娘认识，两人一见钟情，定下终身之约。

　　而在《警世通言》里，完全没有这样的类似于“自行找对象”的情节交代，只是说主人公李甲在京城“坐监”(出资买到国子监生头衔，必须到国子监集中学习)，因在官办妓院教坊司结识了名妓杜十娘，迷恋杜十娘的美貌，大把花钱，包占杜十娘一年多，“两下情好愈密，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各无他志”。但是尽管杜十娘有意从良嫁给李甲，“奈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

　　这两种情节的创设，很明显是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现代演出本里的李干先自行上京寻觅佳偶，尽管打着一个“父命”的招牌，但显然是近代社会男女婚姻自己做主风气的反映。而《警世通言》里的情节，更符合古代社会的婚姻法律及伦理。

　　为子孙订婚，由于涉及家族利益，因此是家长权的重要体现，很少有家长会自动放弃。尤其是《杜十娘》故事里的李干先这样的“都堂之子”(《警世通言》中李甲之父曾为一省行政首长的布政使)家庭。后来孙富劝说李干先：“想老伯乃是朝廷的显宦，为人正直，家法森严，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告而娶，已有一行大罪，何况你娶的还是娼家妓女，你想老伯能够容你吗？”这正是古代社会观念的写照。而《杜十娘》故事里李干先打算自己寻觅佳偶的情节，应该是在社会大环境变化后改编原作的结果。

　　李干先娶妾还是娶妻

　　明清法律明文规定：如果因为在外地做官或者在外地经商做买卖，不知道家里的尊长已为他定亲，自行与人定亲的，只要尚未正式成婚，就要“从尊长所定”，与尊长为其定亲的女子结婚，自己定亲的对象，“听其别嫁”。有违反尊长意旨、不愿放弃自己所定之亲的，构成犯罪，按照法律，可以判处“杖八十”的刑罚，自定之亲取消，按照尊长所定之亲成婚。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在外地自行定亲或成婚的，仅限于做官、做买卖，像李干先(李甲)这样在外地游学的情况并未包括在内。既然从古代的道德伦常、法律规定来看李干先(李甲)都不可能自行做主娶妻，那么他和杜十娘究竟算是什么关系？

　　现在演出本中，李干先带走杜十娘，柳遇春送别时说：“啊，十娘，你夫妻此去要夫唱妇随，永偕和好。”在泊船的地方，李干先向孙富介绍，“十娘久把青楼厌，又得柳兄来成全。山盟海誓结姻眷，才随小弟转临安”。也就是说明杜十娘是他的妻子。杜十娘自己也以妻子自居，劝说李干先：“公子不必忧虑，为妻替你筹划就是。”

　　可是在《警世通言》里，明确将杜十娘定位为李甲之妾。李甲在与孙富相谈时，时时以“小妾”称呼杜十娘，最后也是以转让“小妾”成交，李甲只是说“小妾千里相从，义难顿绝，容归与商之”。

　　按照古代法律以及礼教的严格规定，大老婆是妻，小老婆是妾，两者有天壤之别。相对于丈夫的祖先而言，妻和丈夫一样是传宗接代、延续祖宗香火的角色；而相对于妾以及所有的子女(无论是妻生育的，还是丈夫和妾或其他女子所生育的)而言，妻又是和丈夫并列的家长。礼教里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白虎通·嫁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警世通言》里将杜十娘定位为“妾”，就比较容易被当时的读者接受，也为后来李甲将杜十娘转卖给孙富留下伏笔。

　　私奔能否成婚

　　在《杜十娘》故事里，李干先与杜十娘一见钟情后，柳遇春到教坊司为杜十娘赎身，因为和老鸨谈不拢赎身的价格，老鸨唤出杜十娘来询问。杜十娘表面上回绝赎身嫁李干先之事。当夜却带了百宝箱私奔到李干先住所，两人在柳遇春掩护下径直上船，前往李干先家乡。

　　而在《警世通言》里，情节并没有如此惊险。杜十娘被李甲包占年把，老鸨觉得杜十娘已赔钱，情愿只要三百两银子就允许杜十娘赎身，以十日为限。杜十娘暗中资助李甲，终于在期限到来之时交清赎身价银，两人得以离开京城回乡。

　　从故事本身来看，私奔当然具有更大的戏剧性，更适合戏剧演出的效果。但是从法律史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情节设计是不符合当时的法律以及一般的社会观念的。明清法律严格限定百姓的户籍制度，就是为了将百姓固定于户籍、为朝廷提供各类无偿的赋役。像杜十娘这样隶属于官办妓院教坊司的妓女，在当时法律上都被定性为“乐户”，擅自逃离构成犯罪，按照法律，出逃一日就要处笞(荆条抽打)十下的刑罚，每五日加一等，最高刑罚为笞五十；如果是像杜十娘这样逃往他乡并出嫁他人不再承担赋役的，就要处杖一百，逮捕后发还原籍。李干先作为包庇隐藏者，也要处以同样的刑罚。

　　杜十娘是官办妓院教坊司的妓女，李干先带她私奔，还有可能触及另一条更为严厉的刑事条例，即作为“窝娼”罪处罚。清代条例专门规定“凡无籍之徒及生监，衙役、兵丁，窝顿流娼土妓，引诱局骗”，即使是“偶然存留，为日无几”，仍然要枷号三个月，杖一百；时间长的就要杖一百、徒三年；再犯的就要处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干先恰巧就是条例列举的“监”(国子监学生)，与孙富商量卖杜十娘，就可以认定为“引诱局骗”。而且“得受娼妓财物者”，要按照官吏“受财枉法”计赃从重论，那个百宝箱价值无数，足够李干先一个死罪。因此古代的作者是绝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来宣扬“挟妓私奔”的爱情，即便不是“明媒正娶”，至少也要“赎身清白”。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下卷）：透过传统戏曲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