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作为我国文化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他的很多思想都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无讼”是其中之一。他竭力推崇道德教化，追求的最好状态是没有诉讼、没有犯罪、没有纠纷。

　　孔子担任大司寇期间，有一天来了父子俩，要打官司。孔子一句都没问，就把父子俩都关了起来，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一关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这父子俩被关得受不了了，请求撤回官司，孔子才把这两个人都给放了。

　　对这个做法，季桓子听说后不以为然。他说孔子总是教导我们，“国家必先以孝”(《孔子家语》)，让我们治理国家一定要以提倡孝道为先。这次遇到不孝子打官司，居然和自己的父亲对簿公堂，对这样的大逆不道却不闻不问，难道不应该把这个不孝子杀了，来教化百姓遵守孝道吗？为什么还把他给放了呢？

　　孔子的学生冉有把这段话传达给了孔子。孔子听后，作了一大段解释，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教化先行的主张。孔子说：“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孔子家语》)意思是，事先没有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给有违孝道的人定罪，这就是滥杀无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教化百姓是统治者的义务。如果教化不当，那是统治者的过错，而不是百姓的过错。“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家语》)。这其实是说，之所以发生父子相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做好道德教化，老百姓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因为父子相争就把儿子杀了，那是滥杀无辜。所以，孔子把他们关起来，让他们自己去想去琢磨。其实，这是以无为的方式表明他不鼓励父子争讼的态度，也是一种无形的教化。孔子的这个做法被后世很多官员效仿。

　　不过，孔子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自己遇到的父子俩那样知道反省，总会有些冥顽不化的人，所有的道德教化都不起作用。这个时候，他也不主张再做无用功。孔子认为，做错事了，就按礼法来，该是什么后果就是什么后果。

　　清代文人袁枚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实现无讼的关键在于听讼。就是说，要想以后没有案子，就得好好审理现在的案子，应当机立断，公正审案，使百姓产生敬畏之心。这个观点，孔子应该是认同的。从文献资料来看，孔子从不避讳审案，并且还有一套自己的听讼标准。孔子在评价晋国大夫叔向时就是按照这个标准。

　　晋国的邢侯和雍子争夺田产，两个人争了很久也没有结果，于是打起官司。这个案子交给叔向的弟弟叔鱼来审理。就事情本身而论，问题出在雍子身上，是雍子的错。雍子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叔鱼。叔鱼得了好处，向着雍子说话，说过错是在邢侯。邢侯知道这个结果后暴怒，大庭广众之下，把叔鱼和雍子都杀了。

　　事情发生后，晋国的大夫韩宣子受命来审理这个案件。他找了个顾问，想听听这个顾问的高见，这个顾问正是叔鱼的哥哥叔向。如果论人之常情，杀害自己的亲人是不共戴天之仇。叔向固然不能让自己的弟弟起死回生，但他借这个机会打击报复是可以的。可叔向对韩宣子说：这三个人都有罪，应该施生戮死。把活着的邢侯杀了，把死了的叔鱼和雍子暴尸街头，并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称赞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他说叔向治理国家，裁断案件都是依据律法，不因为叔鱼是他的弟弟而有所包庇。别人说叔向是大义灭亲，孔子认为这是正直的表现。于私，确实是要包庇自己的弟弟。但韩宣子来找叔向讨论，不是谈论私事。叔向这时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谈论案件，所以他此时不隐于亲就是对的。孔子说他“杀亲益荣，犹义也夫”(《左传·昭公十四年》)。

　　这和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论语·颜渊》)是一个道理。明太祖朱元璋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打满分。他说，孔子之意，盖谓听人之讼，我无异于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断之后，便无冤者。

　　孔子说他和别人一样，这是谦虚的说法，其实他对于听讼有比较全面的思考，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首先是定罪环节要查明事实。孔子要求负责断案的人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仁爱之心来查明事实。查案的时候要广泛征求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意见。如果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经过核验，就不能定罪。

　　其次是量刑环节。总的来说有三个原则：一是根据父子之情、君臣之义来判断是非曲直。二是疑罪从无。遇到存疑的案件，先与众人商议，如果商议完还有疑虑，就释放被告。三是从轻从宽。如果可轻可重，那就从轻；如果可严可宽，那就从宽。

　　最后是用刑环节。孔子想要以“生民”之心用刑，在量刑的时候，尽量给百姓一条生路，宽待他们。

　　在用刑环节秉持仁恕之道，可以说是孔子用司法进行教化的最后的努力。怀仁用刑这一点，在他对子羔获救这件事的评价中可以看到。

　　大家知道，孔子的爱徒子路最后死于卫国的叛乱。其实当时，孔子还有一个徒弟也在卫国当官，也经历了这场叛乱，这个徒弟叫子羔。据说子羔比孔子小30岁，其貌不扬，孔子一度认为他不够聪明。子路曾经推荐子羔去费地做官，那时子羔还没完成学业，孔子认为让子羔去做官，就是去害人子弟。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被孔子看好的人，在卫国叛乱之际，他居然从卫国逃了出来。别人问他是怎么逃出来的，他说有人救了他。救他的是一个被砍了脚的人，而且这个人的脚还是被子羔砍的。

　　大家很不理解，这个人不找你报仇就不错了，怎么还会救你？子羔说他当时也不理解，就问那个被砍了脚的人。那个人说，他当年犯了罪，按照律法规定就该砍脚。他之所以不恨子羔，一是因为子羔只是在执行法律，二是他记住了子羔当时无奈、痛惜的眼神，他体会到子羔心里也是爱护他的，但是律法当前，子羔也没办法，只能依法行刑。所以他完全不怨恨子羔，而且还很感激子羔的爱护之情。孔子听了这个故事，对子羔非常赞赏，说他善于为官。

　　孔子说，大家都是同样执行法律，但是“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孔子家语》)。也就是说，如果内心有仁爱，即使是执法也能树立道德；如果内心没有仁爱，一味地严苛暴戾，就会引起怨恨。可以看到，即使到了要用刑的时候，孔子仍然是想通过用刑来实现无讼，听讼也是孔子实现无讼的重要途径。

　　无讼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孔子实现无讼的方案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首先，在这个方案里，道德教化是主角，但不意味着法律、诉讼就没有立足之地。孔子对法律、诉讼有着较为积极、正面的看法，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教化手段，只不过运用的顺序、方式与德教不同。孔子认为制定法律还是有必要的，这可以让百姓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为。只不过，孔子追求的是设法而不用。其次，孔子审理案件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也主张依照律法，追求公平公正。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要求即使是执法用刑，也要心存仁爱。这说明孔子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道德教化。总体来说，孔子的无讼思想既蕴含着伟大的理想，也有扎实的现实根基。孔子并不盲目坚持道德说教，而是在充分尊重人性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无讼的方案。

　　（文章节选自杨贝的《天下无讼：先秦诸子的梦想与实践》，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