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一丹 曹家硕

　　在世界法治文明中，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卓然自立，其体系彰显着“礼法合治”的思维特质，凝结着“明刑弼教”的人文温度，既是丈量古老东方文明的圭臬，又是滋养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源头活水。其中，南宋时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值得今人深入挖掘与借鉴。

　　《清明集》辑录的判牍涉及析产、立嗣、赡养等家事纠纷的判词共二百三十篇，判词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可操作的司法规则，既体现出“法”的刚性约束，同时蕴含着“礼”的柔性渗透。《清明集》所呈现的衡平情理、修礼育人、明法慑人等治理密码，可为当代家事案件调处提供历史镜鉴。

　　陈理诲人

　　检视二百余宗家事判词，名公多将天理纲常和道德伦理作为裁量基准，这便是传统司法中“理”的双重维度。理学家张载认为：“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天理是具有超验性的自然法则，是检验人定法正当性的尺度；道德伦理则内化成为社会的“活法”系统，通过民间规训渗透到司法裁判，发挥了平衡国法与人情的作用。

　　以“父子俱亡立孙为后”案为例，民人王圣与去世后，其儿子王怡也早逝，无子。王家亲眷为延续家族香火欲要立继，却因到底为父亲还是为儿子立继、选择何人成为继子等问题争论不休，只得诉诸官府。名公建仓认为：“绝家命继，有一举而两得者，谓如父子俱亡，无人承绍香火，不必为父命继而立孙，则父之香火在其中矣。”在宗法制度下，如果面临父子俱亡且无直系子嗣的绝户情形，礼法要求优先为父亲立继孙而非继子。此举暗含两层法理：其一，继孙承嗣可以同时延续父子两代的香火，使父子二人的宗法身份在祭祀谱系中均得以存续；其二，这种做法与“天道循环”的自然法理相契合，以孙辈填补父辈的空缺，如同新枝接续枯木，维系家族生命之树长青。建仓进一步补充道，立继事“只合于近亲中择昭穆相当人与之继后”，其要义在于从血缘亲疏上严守“五服”范围，确保继嗣者与故主之间存在可追溯的亲缘关系，同时通过昭穆相当的嗣孙实现代际衔接。该案判决以近亲继嗣维系血脉纯正性，以昭穆相当保障礼制的秩序性，更着重阐释了“存亡继绝乃天地生生之德”的价值，实为典范。

　　启情感人

　　《荀子》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人情并非个体私欲，而是指从“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中淬炼出的社会共情，即儒家伦理认可的“常情”。这种常情在价值维度上凝练为四端，即“恻隐之心”发仁之端，“羞恶之心”立义之本，“辞让之心”成礼之序，“是非之心”定智之衡。这种人情观投射到司法领域，形成了“动之以情”的裁判传统，以人情为纽带连结法意和民心，使得“刑措”理念得以具象化。

　　在“母讼其子而终有爱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案中，马圭作为家中长子，未能恪守人子之责，屡次违犯父母的教导。其父去世后，马圭之母无法容忍儿子的斑斑劣迹，将马圭诉至官府。判官胡石壁认为，马圭“真为恶人”，欲治以弃市极刑。案未结，马圭母亲又送来丈夫的遗书，恳求官府释放马圭。看罢遗书，胡石壁写道：“哀矜恻怛之情，倍见于词意间，读之几欲墮泪，益信天下无不慈之父母，只有不孝之子。”胡石壁最终决定将马圭“押归本家”，命令他时常诵读父亲的遗书，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同时“恳懇告邻舍、亲戚，引领去拜谢乃母，友爱乃弟”。本案中，马圭罪证确凿，若严格依律判决，则会导致马圭之母落入老无可依的惨境。故而，名公的判词着墨于老人家“形影相吊”之悲，贯彻哀矜折狱的司法传统，判决突破了《宋刑统·名例律》对忤逆罪的刚性规定，创造性地以“押归教化”代替刑戮，借邻里监督来督促马圭修身、齐家。此番以情动人的裁判参悟人伦，使律条转化为滋润人间的道德力量，令破碎的伦常得以重圆。

　　修礼育人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儒家强调教化先于刑惩的治理逻辑，认为未经教育引导便施以严惩本质上是统治阶层的暴虐之举。宋代士大夫融合儒、道、佛三教，将传统教化理念提升为社会治理原则：一方面从人性论出发，相信通过礼仪熏陶能唤醒民众的道德自觉；另一方面注重“礼”的实践，推动伦理规范向日常行为转化。

　　这种治理智慧在司法实践中尤为明显。面对家庭纠纷或轻微犯罪，司法官员常以训诫晓谕替代刑罚，要求当事人诵读经典，通过道德自省实现行为矫正。例如，在徐立之不尊重外祖父一案中，名公蔡久轩认为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能从重科处。蔡久轩没有依照《宋刑统》“供养有缺”条对徐立之施以刑罚，而是用“监下替彭宣教读《孝经》一月”的方式规训人伦。命令不孝子诵读《孝经》，此番别具一格的制裁虽弱化了惩罚功能，却极大地发挥了教化功能，实为两全之策。此外，该判词也剖析了徐立之违礼行为背后的道德失范，使本案成为公共教化的契机。王安石认为：“教化可以美风俗，虽然，必久而后至于善。”将家礼融入判词，这种“寓教于判”的司法模式，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延续了“刑措不用”的理想追求，使得户婚田土之讼成为教化的场域，在纠纷中明尊卑之道、见长幼有序，正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理念的实践，展现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特有的治理弹性。

　　明法慑人

　　面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治理困境，南宋司法官员展现出“刚柔并济”的裁判艺术。在“兄弟之争”案中，蔡久轩的审断过程清晰呈现出宋代家事司法的逻辑。三位涉案人是亲兄弟，其父母健在，三兄弟却因争夺田产而对簿公堂。蔡久轩以伦理劝导先行，他指出兄弟之间“当思同气连枝之义，绝彼疆此界之心”，不能因为蝇头小利而同室操戈，并且三人争夺田产违背“父母在无私财”的礼法共识。但三兄弟嗜利忘亲，不听从蔡久轩的劝喻，执意打官司。于是蔡久轩果断转入法律程序，以法律威慑兜底，他援引《宋刑统·户婚律》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条：“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他通过宣告“徒三年”的刑罚后果，迫使三兄弟在牢狱之灾与争夺家产之间重新权衡利弊。原本是阋墙之争，却因为三兄弟一意孤行、罔顾国法的威慑，所以蔡久轩秉公执法，将贪财好利的三人“押下本州，请径自从条断遣”。

　　《汉书·刑法志》载：“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所谓法绳天下，即听讼折狱既要“酌情”“明礼”，也要“据法”。国法是裁判活动的基础，“引律入题”是名公的普遍做法，显示了宋代法律推理的成熟。

　　当下的家事审判当秉持法治精神，捍卫公平与正义，同时在构建情理法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司法刚性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清明集》这部南宋司法典范文本，令天理昭昭、人情煦煦、王法凛凛相生相济，其中跃动的文化基因宛如司南，正为当代法治文明建设提供着承继优良传统的坐标。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研究人员；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