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民

　　阴阳五行说在我国古代的思想理论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称其是“中国人的思想律”。当然，它也会影响到法律文化领域。阴阳五行说对法律文化的影响有个过程，据史籍记载，阴阳和五行作为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认识，起源很早。《诗经》《尚书》和《易经》中都有阴阳之词。另外，《史记·历书》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统治者还把它们与法律联系起来，为自己用刑寻找依据。《尚书·甘誓》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故“天用剿绝其命”。把违反五行作为受刑的原因。再后的统治者根据阴阳五行化的《礼记·月令》中有关春夏“省囹圄”“事毋刑”和秋冬“戮有罪，严断刑”“罪无有掩蔽”的规定，实行秋冬行死刑制度。不过，在春秋战国以前，阴阳五行思想还不成体系，在政治法律中的运用也只局限在个别领域内。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阴阳五行思想经过老子、孔子等人的发挥，特别是邹衍的发明，逐渐成为一种理论。其后，这一理论的信奉者还把这套理论进献给统一中国后的秦始皇。《史记·封禅书》载：“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秦始皇竟欣然接受，推行“五德之传”，从此阴阳五行说开始大量进入法律文化领域。可见，阴阳五行说对法律文化的影响比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还要早。汉代是法律文化阴阳五行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随着儒家思想的正统化和阴阳五行化，法律文化也进一步阴阳五行化。一些儒生注重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法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贾谊认为，根据阴阳五行说，秦为水德，汉继秦应“为土德”，因此要有一套符合土德而不同于水德的法律，包括“易服色制度”“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汉书·贾谊传》）。总之要“更定”所有法律。董仲舒则用阴阳来解释刑和德的关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但是，天“任德不任刑”，因此“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以此来要求当政者施仁政，讲德而不要专刑。儒生的有些观点还为汉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法制中的一个部分。董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以这本“阴阳化”的《春秋》来决狱，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隋唐时期是阴阳五行说的完备时期，《五行大义》就此完成。同时，阴阳五行说也随着儒家思想与法结合成一体，代表作是《唐律》。《唐律》一方面用“疏议”引用《易经》的经句来说明律中的一些规定。如《职制律》“私有玄象器物”条“疏议”援引《易经》中“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故天垂象，圣人则之”之句，来说明自然界的最大阴阳现象是日月，并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掌握这一现象。由此规定：玄象器物、天文、谶书等“私家不得有”，违反即属犯罪，要处“徒二年”。另一方面在规定的内容里明显反映阴阳五行的一些观点。如《断狱律》“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的规定，直接反映了阴阳五行说中秋冬行死刑的观点。唐后的封建朝代在不同程度上袭用唐律，继承了唐代的这一法律文化。

　　阴阳五行说涉足政治法律以后，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邹衍当时作“终始大圣之篇”，是因为他“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这句话表达出为了维护君权。但由于它们被涂上了阴阳五行的粉饰，故政治目的被淡化了。法律文化披上阴阳五行的外衣后，其阶级性也被掩盖了。似乎国家的法律都由阴阳五行决定，不可抗拒，必须遵守，违反后应受到处罚，这是报应。它转移了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不满的视线。从中亦可见，我国古代的统治者推崇阴阳五行及其法律文化的用心。

　　阴阳五行说本身具有神秘色彩，用它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人们普遍相信这一学说的时代里，易产生不利于统治者的舆论。为了防止思想混乱，我国古代的统治者把阴阳五行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打击那些任意扩大、歪曲阴阳五行说的行为。北朝魏时多次规定，禁止百姓“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违者要“以大辟论”（《九朝律考》）。《唐律》把阴阳五行迷信化的言论及出版物称为妖言妖书，渲染和制造者中的重者处绞，轻者徒、杖。《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分别设立“造妖书妖言”罪，把“造谶”也划入此罪范围，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可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怕这一学说被人利用，并把它的影响限制在对自己统治有利的范围内。

　　（文章节选自王立民《法苑内外》，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