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建

　　《水浒传》中，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时，大多是脸上打了“金印”、被官府“刺配”的罪犯。那么究竟什么是刺配？为什么又叫打金印？《水浒传》本身对此也有解释。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里，作者说：“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也就是说，罪犯被判处徒刑、流放、迁徙的，都要在脸上刺字。因为大家讨厌“刺字”的说法，所以改称“打金印”。作者的这个解释对吗？难道刺字在宋朝确实是一种附加刑吗？想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宋代的刑罚制度。

　　最为宽大的法定刑制度

　　宋代的法律所规定的正式刑罚制度，和唐朝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五刑”：笞、杖、徒、流、死。这套刑罚制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为宽大、最为人道的。它体现的完全是中国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比如流刑，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不去父母之邦”、安土重迁的观念，将一个人强行迁居到二千里之外的远方，就算是一种很严重的处罚了。虽然罪犯身体上可能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可是他在心理上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附加刑超越法定刑

　　到了唐代，随着民族大融合，文化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衍变，原来中原华夏民族那些古老禁忌已经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唐代立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体会到这套“五刑”刑罚体系的威慑力不够，因此，对于重罪罪犯往往“决重杖一顿”的处罚，以让罪犯皮肉重重吃苦作为处罚。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社会秩序混乱，统治者如同走马灯一般，城头变幻大王旗，哪里有工夫来把罪犯关押三年，或者流放到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况且很多割据政权的统治地域也远没有三千里那么大。于是，当时广泛采用“脊杖”的处罚方式，来代替原来的笞杖徒流刑罚。同样的罪名，先按照法律规定的刑罚判决，执行的时候转换为脊杖：用竹板专门打罪犯的背脊，打出血来，这叫打一个“背花”。这个传统到了宋朝，就固定下来，被称为“折杖法”。

　　宋代将原来部分的徒刑罪名改为脊杖，仍以竹板为刑具，只责打罪犯背部，数目自十三下到二十下。凡流刑一律要附加脊杖，数目为十七下到二十下。由于脊杖要打破皮肤，故号为“背花”。臀杖、脊杖都是杖毕后即放，不再服役。

　　宋代流刑本刑分四等实施折杖法，流刑折杖行刑后，就地配役一年到三年，不再远流，服役年满即放。流刑犯如果还附加有编管、移乡刑罚时，则配役之刑移至编管、移乡处执行。宋代在流刑本刑外，常以附加刺配刑的方法来惩处重犯。如法律规定漏泄“朝廷机密事”，流二千五百里，“配千里”。其中流二千五百里是本刑，配千里是附加刑。实际执行时，本刑折成杖脊十八，并不流放，“配千里”才是发配到千里以外服役。

　　“刺配”为军

　　后来，宋朝统治者觉得，有些重罪罪犯，光打一顿还不足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而且“死刑重，生刑轻，故犯法者多”。死刑与“生刑”脱节，重轻失调。于是，官方又想出来将重罪罪犯在打完脊杖后再送到地方部队里去服役，作为一种附加刑。

　　随着宋代社会矛盾的发展，这种配役附加刑的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其刑罚等级也日趋细密，并呈加重趋势。发展到后来，宋代的附加刑远重于主刑，从而形成了宋代刑法的一个特色。配役的地理远近是根据罪行轻重来定的。配隶刑不定刑期，配隶人并无明文规定何时能恢复自由，唯遇朝廷恩赦，可依量移法从远处移徙近地。犯人量移后，如又遇恩赦，则放令从便。

　　那么，配役为什么又要“刺字”呢？原来，在五代的时候，军阀混战，统治者采用抓兵的办法来补充军队，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就在士兵脸上刺上部队的番号。这个办法也保留到了宋朝，宋朝正式的军队叫“禁军”，士兵不是抓来的，是雇来的，发工资。不过代价就是，拿了兵饷就得在脸上刺部队番号，以免拿了工资就逃走。

　　宋朝的地方治安性、辅助性部队被称为“厢军”，实际上是给朝廷服劳役的军队，职责如运输物资、看守仓库、维修设施等，主要由服刑的罪犯来充当，士兵脸上也要刺上服役的地方。《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的小喽啰士兵，脸上也都刺着梁山的番号。

　　前文所述这两种情况一结合，就出现了“刺配”。

　　第一，并不是所有徒流罪犯都适用附加刑，而是针对某些重罪罪犯的特定附加刑。在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大量的案件判决都是适用的“刺配”，但都是先有“脊杖”，然后才有“刺配”。

　　第二，脸上的刺字本身不是处罚，而是服劳役的附加刑所附带的一个番号。罪犯脸上刺的字，是他前往服役的地点，也就是“军州”。宋代把一些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点划为“军”，和普通的地方政府“州”平级——州下面还有县，“军”是基层政府，但级别高，与州平级。罪犯脸上刺的既不是罪名，也不是人名，而是一个地名。

　　（文章节选自郭建的《古人的天平（上卷）：透过古典名著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