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年征战，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加之不少上位者为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变本加厉地搜刮人民，老百姓稍有反抗就会被施以残酷刑罚。《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的“屦贱踊贵”的故事，就向我们间接呈现了百姓被随意处置的悲惨场景。齐景公在带领齐国由乱转治、走向强盛后就开始纵欲享乐、不顾百姓死活。他不仅生活奢侈、贪杯好色，而且好大喜功、脾气暴躁。为了支撑起自己奢侈无度的生活，老百姓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他挥霍掉了。谁要是惹他生气，他就会不问缘由地下令将这人的脚砍下来。有一次，齐景公想赏赐劳苦功高的晏婴一座大房子，没想到晏婴却拒绝接受，理由是自己现在住的地方虽然小但是离市场比较近，买东西很方便。齐景公便笑着问他：“相国你说你经常买东西，那现在什么最贵？什么最便宜啊？”晏婴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进谏的好时机，赶紧回答道：“据臣所知，现在卖得最贵的是假脚，最便宜的是鞋子。”齐景公听后若有所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减省刑罚。

　　虽然这个历史故事的重点在于赞扬晏婴的机敏睿智，胸怀天下，但人命如草芥的世道也被生动刻画出来。腐朽而又残暴的奴隶主贵族统治使得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怒越积越多，逃亡、暴动、起义等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战国时期各国间连绵不绝的争霸战争，更使得本已生活困苦的民众愈加悲苦。

　　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民生凋敝的悲惨状况直接促使民本思想得到极大发展。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理念作为其中的翘楚，在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句话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尊为“亚圣”的孟子提出的。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对孔子极为尊崇，曾率领弟子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游历了齐、宋、滕、魏、鲁等国，目睹了普通百姓在虐政和战乱之中痛苦挣扎的悲惨情形，这对他触动很大，是促发其提出“民贵君轻”理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孟子的为官生涯是从邹国开始的，在做官之初，他就关注到了老百姓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从《孟子》中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对孟子说：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但百姓中没有一个为战事而牺牲的。杀他们吧，杀不了那么多；不杀他们吧，又实在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灾荒年岁，您的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山沟，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差不多有上千人吧；而您的粮仓里堆满粮食，货库里装满财宝，官员没有人把这种情况告诉您，这是上级怠慢残害老百姓啊！曾子说：“小心啊，小心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现在就是老百姓报复他们的时候了。您不要归罪于老百姓，只要您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就会亲近他们的长官，肯为他们的长官牺牲了。

　　在孟子二十多年的游历生涯中，既遇到过真心实意崇拜他的滕文公，也遇到过沽名钓誉的齐宣王。滕文公还是世子的时候就对孟子非常仰慕，曾专程拜会过孟子。滕定公去世后，滕文公两次派人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继位后，孟子在鲁国不得任用，便来到滕国。这时的孟子已经对民众的作用有了深入思考。他指出，治国之道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关心老百姓，使其“有恒产”，要施行什一税、井田制等惠民养民的经济措施；老百姓富起来之后，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

　　孟子还指出：滕国虽是小国，被齐楚两个大国夹在中间，但是通过与民共守，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滕国无法为孟子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孟子最终离开滕国来到齐国。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因此对孟子礼遇有加。孟子也想在齐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对齐宣王抱有很大期望。此时，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系已完全成熟，关于“仁政”“王道”“贵民”均有详细的施行措施，他多次劝谏齐宣王要施行仁政，在经济上制民之产、不违农时，在教育上先富后教，在政治上与民同乐、照顾矜寡孤独、考察民意、以民心民意为根本。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孟子的战争观同样体现了“贵民”思想。

　　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宣王趁机伐燕，大获全胜。孟子就齐国伐燕与齐宣王有多次对话。孟子以商汤征伐天下为例，说商汤征伐之所以会得到民众拥护，最终取得成功，是因为其出发点是为救民于水火，是顺应民意，以民心为基础的。孟子劝谏齐宣王，如果不能在燕国推行仁政的话，就应当扶立新的燕王，归还掠夺之物，迅速退兵，否则不仅燕民会反抗，各国也会趁机结盟抗齐。然而齐宣王一意孤行，并未采纳孟子的建议，最终如孟子所言，燕昭王即位后大败齐军，齐国元气大伤。

　　经过这场变故，孟子进一步看出，齐宣王虽然对他礼遇有加，但并不想推行其政治主张，因此心灰意冷，决心辞官离齐。他离开齐国的时候，在齐的边境停留了三天，心情非常复杂，有不甘、有失落，发出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感叹。之后，孟子回到家乡邹国，从此潜心学问、教书育人。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