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秦“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汉高祖刘邦从立国之日起就大力倡导“轻徭薄赋”，以图尽快恢复凋敝的社会经济。“徭”就是徭役，指的是老百姓为国家建设免费出力，“轻徭”就是尽量减少或者免除百姓的徭役；“赋”就是赋税，指的是老百姓向政府缴纳货币或实物，“薄赋”就是在合理的范畴内尽量减少或者免除老百姓的赋税。“轻徭薄赋”不仅让连年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和时间，也给刚刚立国、内忧外患的西汉王朝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

　　汉高祖刘邦颁布法令，将大量的田地和房屋赏赐给有功劳的将吏士卒，并免除他们的徭役，还规定将田租从秦的“泰半之赋”降至每年“十五税一”，也就是老百姓的田租从秦朝时的一大半都要上交给国家，变为只用交土地产量的十五分之一。汉文帝又进一步将田租减为“三十而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免除了一年的田租。到了汉景帝时，正式把田租“三十而税一”的制度确立下来，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基本没有改变。

　　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算赋在汉初也有所减少。算赋是政府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凡年龄在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缴纳120钱，用作购置车马兵器，文帝时将算赋减为40钱。相比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减税力度还是很大的。文景时期还屡次减轻徭役，将丁男每年一个月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一个月徭役。这一系列法令使得农民有大量的时间从事生产，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恢复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轻徭薄赋”带来的成效不断显现。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大意是：国库里的钱太多了，由于穿钱的绳子都腐烂导致无法计算出具体金额。粮库里新粮和旧粮堆积在一起，仓库都装不下，很多粮食一直放到腐烂。

　　民本理念落实到刑罚领域，就形成了以“约法省禁”为指导原则的一系列律例。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法家理论过于严苛，必须对其进行纠正才能赢得民心。刘邦在率领自己的部队率先攻入咸阳，成为“关中王”后，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率军退到了灞上（今西安市东南），召集当地的名士及大批的老百姓，与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三章”虽然内容简单，但对刘邦赢得民心、夺取天下影响很大。约法第一条是杀人者偿命，不再像秦一样采取连坐制度，这就从制度上减少了普通百姓无辜受牵连的情况，可以很好地安抚民众情绪。第二条是伤人者要治罪，意在警告那些企图运用暴力手段争夺天下的列强豪杰，只要伤人就会受到惩罚，不要轻举妄动。第三条是偷盗者要治罪，意在体恤百姓，维护社会安定。

　　当然，“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性措施，施行地域仅限于关中地区，主要用意在于笼络人心，不是系统的立法。等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亟须制定法律来巩固政权。萧何作为丞相，担负起组织立法的重任。他依照秦朝法律，选取其中适宜当时社会的部分，并加以补充，合为九章，称为《九章律》。《九章律》以“约法省禁”为原则，定罪、刑罚均较秦时有所减缓，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历史学界誉为“律令之宗”，汉朝以后的历代法律多以《九章律》为蓝本进行编订。

　　此后孝惠帝除挟书律，高皇后吕氏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全面废除收帑相坐律令和肉刑，景帝废除车裂之刑等，都是针对秦时所行的“严刑苛法”进行的更订和调整。汉初的“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让在秦严苛刑罚下苟延残喘的老百姓有了喘息之机，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格尊严，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为“文景之治”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