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开创苏区司法审判先河的一大代表何叔衡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法治足迹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 磊

　　□ 见习记者 孙天骄 张守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于1934年2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最高法院成立之前，组建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代行最高法院职权。同时，在省、县、区三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内设各级裁判部。

　　红色政权孕育的独特司法审判制度，不仅为苏区工农民主政权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法治保障，也为人民审判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开创了先河。

　　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长冲村杓子冲，群山环抱、青松翠竹之中，有一处平头槽门、土砖泥筑院墙的青瓦土砖房，门上挂着“何叔衡同志故居”匾额。

　　这里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色政权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何叔衡的故居。故居门口，一座半身铜像庄严肃立，何叔衡目光炯炯。

　　2021年4月8日，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法治日报》记者踏入何叔衡故居瞻仰。

　　何叔衡故居坐东朝西，有正房、左右厢房计23间，前有小池，后有青山，绿树掩映，田野青翠。他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了包括何叔衡在内的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下设“九部一局”，其中包括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何叔衡被选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最高法院正式成立之前，由临时中央政府组织临时最高法庭作为最高审判机关，代行最高法院职权。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组建完成，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接着，在省、县、区三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内，又设各级裁判部。

　　根据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

　　至此，苏区红色政权初步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完整的审判组织体系。

　　创设新型审判制度

　　在瑞金5A级“共和国摇篮”景区，黛瓦黄墙前的草坪上，有一处讲述何叔衡化解合龙乡用水纠纷的雕塑。

　　一位缠着头巾的农民与一位背着斗笠的农民对面而坐，两人都伸出手准备握在一起，何叔衡坐在两位农民中间，拉着其中一位农民的手，为两人调解，一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士兵站在何叔衡身边。

　　雕塑背后的事件发生在1932年初，因农田灌溉问题，瑞金县合龙乡毛姓与杨姓为争水发生宗族械斗。毛姓有少数村民利用封建迷信煽动群众恃强阻碍放水，杨姓因春耕急需灌溉水向临时最高法庭提出控告。

　　为解决纠纷，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带着审判员翻山越岭赶到现场办案，会同瑞金县裁判部工作人员组成巡回法庭，召集区负责人开会，耐心调解，并争取到毛姓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妥善化解了毛、杨两姓争抢多年的灌溉纠纷。

　　巡回审判制度正是苏区在司法实践中创造的新型审判方式之一，使苏区审判能够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查清案情，迅速处理案件。

　　雕塑的后面是苏区最高法院旧址，其中包括审判法庭旧址，审判席后面的屏风墙上悬挂着苏维埃国徽。台上有主审、陪审员、书记员的桌牌，两边墙壁上分别写有宣传标语。审判席下右侧为原告席，左侧为被告席，中间为刑事被告人受审位置。

　　苏区创设的公开审判制度、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等，开创了人民审判制度的先河。

　　指导依法开展审判

　　何叔衡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期间，不仅亲自审理案件，而且非常重视对地方裁判部工作的指导监督，通过发布训令、指示信等方式，及时纠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指导地方裁判部依法开展审判活动。

　　当时，司法审判中不同程度出现了因不注重调查取证、审查不仔细等导致的不公正裁判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何叔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尽量做到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严格掌握量刑尺度，凡是材料不充分、量刑有偏颇的，就不予批准并予以纠正。

　　1932年7月，何叔衡对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省字第二号”关于反革命温良、余远深等6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作出批示：“余远深判处死刑暂时不能批准。因余远深一案的罪状不很明白，须把全部案卷详细报告前来才能批准……余远深一案暂作悬案，待接到你们详细报告之后再作决定。”

　　同年10月，何叔衡在给江西省会昌县苏维埃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省字）第二号判决书，主要的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产生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

　　何叔衡故居管理处主任邵宝胜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在重视证据材料、坚持依法审判的同时，何叔衡还是坚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苏区“包公”。

　　1932年5月，一封群众举报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的信飞到何叔衡手中。信中称，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调戏强奸妇女。

　　何叔衡随即亲自进行走访调查，核实情况后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

　　当时，有人为陈景魁说情，还有人威胁何叔衡，但何叔衡不为所动：“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

　　最终，经过公审，法庭依法判处陈景魁死刑。

　　1934年2月初，何叔衡去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由董必武接任。当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成立，董必武担任院长。自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正式的最高审判机关。

　　研究资料显示，苏维埃审判系统的组建及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一套新型的、革命的诉讼原则和制度，不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保障作用，而且为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渊源，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何叔衡于1928年前往苏联学习和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哈尔滨时，他在道里区红专街的秘密接待站里改写了陆游的这首诗。一句“此生合是忘家客”，充分展现了何叔衡甘为理想牺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