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都八图立卖契人黄应魁，今因缺本生理，自情愿央中将原买黄惟钦路地壹道，土名伍城中街小儿岗，系新丈欲字号，计实地叁步伍分，计税壹厘柒毫伍系。其地东至西至南至北至。今将前项四至内地，立契出卖与同都图胡名下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议取时值价纹银整。其银当成契日，随手一并收足。自从出卖之后，一听买人自行管业，如有内外人拦占及重复交易不明等事，尽是卖人抵当，不涉买人之事。其税册年，本户自行起推，并无难异。恐后无凭，立断卖契存照。

　　弘光元年月日立卖契人黄应魁(花押)

　　中见人黄袍(花押)

　　黄五先(花押)

　　前项契内价银，随手一并收足。同日再批领。

　　——《新发现的徽州契约文书初探》

　　解析：遵守契约精神的历史参照

　　中华法律文化博大精深，绵亘五千年，独树一帜。在它世罕其匹的文化宝藏中，不但有法典化的公法文化，亦不乏商品交易的私法规范。徽州契约文书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百姓日常生活交易和商人往来贸易的书面凭证，是一种原始记录。虽然当时商品经济的社会背景与现今存在巨大差异，更无相关的民商事法律予以规范，但发生于明末清初的这起土地买卖契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平等、诚信等优秀品质的民商事精神理念，代表了中国古代交易活动中所能体现的较高价值内涵。

　　1.土地买卖契约的平等之维

　　古人以“均”字来表达“平等”的思想，《诗经·小雅》中有“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经·行苇》中有“舍矢既均，序宾以贤”，《尚书·周书·周官》中亦有“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均反映中华传统文化在平等方面的先觉意识。及至契约，特别是土地买卖契约这样具有高度格式性契约的缔结，便离不开平等协商的基础。没有平等的协商，就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与此同时，无论是西方法学传统，抑或中国古代契约，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事须两合”的基本理念，换言之，订立契约的前提和基础即契约双方达成共同合意。在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晚清都严令禁止强买强卖。这一点，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社会，自愿公平始终是基本的交易原则，在民事法律精神中将自愿公平作为基本原则来强调。私法自治旨在保障经济活动的运作，不受“政府”的支配，而是经由个人意思决定所体现的自由竞争。个人主义及自由竞争乃成为规律经济活动的高度有效手段，将劳动力与资本引至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场所。虽然不能在同一语境下替换使用，但我们仍可从土地契约案中感受到“私法自治”的某个侧面。该份土地买卖契约，无论从缔结契约的原因，转让土地的基本情况，还是交易的对价及履行方式，均作了较为详细明确的约定，是契约双方基于各自利益考量所订立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文书，背后体现的正是契约精神的平等维度。

　　2.土地买卖契约的诚信之维

　　与平等的契约精神同样重要的是守约重信的契约精神。守约重信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儒者所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为人们建立起了基本的行为准则。“守约重信”发展到现在，就是诚实信用，即“诚信”，因此“诚信”一词其实是一个颇具历史渊源的概念。《论语·为政》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颜渊》中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离娄上》中亦有“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阐述的都是诚信精神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界的生存之本。现代民法，因法学发展及法律思考方法的进步，肯定诚实信用原则是具有伦理价值的法律原则，为君临法域的帝王法则，对民法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本案中所涉及的土地买卖契约，历经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政权两个不同的朝代，但契约的法律效力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受到影响。相反，契约的效力仍在新的朝代中得到认可，双方在缔结契约时的合意在社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其实质是对诚实信用的法律回应，也避免了动荡历史背景下意思自治的受损。南明弘光元年的徽州土地买卖契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虽然改朝换代了，但土地交易未受干扰，除了在契约中注明新王朝的年号外，交易的内容和方式基本保持不变，历经朝代更迭而效力得以维系。

　　3.土地买卖契约的本土之维

　　徽州土地买卖契约背后体现的契约精神，诞生于中国本土，本源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并由内至外地符合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尤其是符合中国的乡土人情。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中人文主义精神受到了以礼仪文明为核心的社会整体文明的熏陶。同时，契约习惯中首肯平等、诚信之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自主权，这对后来中国商品经济的形式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时缺乏民商事法律规定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为当时的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也为今天我们从最根本的人性层面引导民商事主体遵守契约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参照。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