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下，封建统治者对于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死刑，变得越来越重视。为切实保障死刑案件的质量，防止错杀无辜，死刑适用的程序不断发展完善，从死刑案件的判决到执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详细审慎的独特法律制度，即“死刑复奏”制度。死刑复奏指对已判定死刑的案件，要求在行刑之前再次奏请皇帝进行核准，只有死刑复奏批准命令下达后，地方司法机关方可执行死刑。

　　秦的暴政致使民怨沸腾，汉顺应民意取而代之。为吸取秦灭亡的教训，显示自己的仁慈贤明，巩固自身的统治，汉代统治者采取了减刑措施。依汉律，地方审判机关判处的一般死刑案件不必上报。但是一些重要的死刑案件还是必须上报给统治者进行裁决，如汉武帝时期规定：“二千石者，奏而杀之。其千石以下，则得专诛。”意思是说，贵族和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吏被判处死刑后，必须上奏之后才能行刑。这就是死刑复奏制度的萌芽，但也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死刑复奏制度，因为这只是小众群体的“特权”，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这种权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国家四分五裂。统治者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开始大力标榜慎刑；另一方面为了更牢固地掌握最高审判权，以利于封建法制统一贯彻实施，统治者开始将死刑的定案权逐渐收归中央。在南朝，死刑案件必须报请皇帝审核同意后才能执行，如南朝宋武帝诏令：“其罪应重辟者，皆如旧先须上报，有司严加听察，犯者以杀人论。”三国时期魏明帝在位时规定：除谋反、杀人罪外，其余死刑案件必须上奏皇帝。

　　北魏时期，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要求“在京之囚，悉命条奏，朕将亲案，以时议决”。《魏书·刑罚志》明确：“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这段史料说明，北魏当时的法律已经对死刑复奏制度的适用对象、程序、原因、目的、时间、范围、方式、效力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全面展示了当时适用死刑复奏制度的具体情况。

　　从此之后，死刑案犯的命运从制度设置上来讲，就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的手中，这也标志着死刑复奏制度的正式确立。但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地方守令手握兵权，常常不听皇帝指挥，导致中央实际上很难控制地方的擅杀之权。

　　隋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建立大一统国家。隋文帝杨坚综合前代各种制度，以“宽简”为原则积极进行立法活动，制定了《开皇律》，加强司法制度建设，死刑复奏制度在中央集权统治之下日趋完备，更加细密。

　　为避免冤滥，以示重惜生命，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下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意思是说，各州判处的死刑案件，判决生效后不能马上就执行死刑，而是先由大理寺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等大理寺审核完毕后，再转送尚书省复核。这一规定明确了全国死刑案件的终审权归中央。

　　一个案件审判结束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罪责，对其判刑，如果官员们一致认定是死刑的话，就需要上报给皇帝审核。皇帝担心由于自己心情的原因导致误判，于是就出现了“三复奏”，在执行死刑之前，官员们必须三次上奏请示皇帝，并且皇帝三次都准许执行死刑，才可以执行死刑。《隋书》中提到的“开皇十五制：死罪者，三奏而后决”，便是对当时的死刑复奏制度的描述。

　　“三复奏”的死刑复奏制度既能有效防止滥杀错杀，又有利于保证皇帝在司法上的最高批准权、审核权和裁判权，对于维护封建法制的统一十分有益。但非常可惜的是，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残暴无道，不仅没有连续地执行这一制度，反而带头破坏法制，制定严刑峻法擅杀滥杀。为严厉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百姓反抗，隋炀帝曾下令“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把杀人权最大限度地下放到州县。“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犯人无论罪行轻重经常被随意判处死刑，且执行死刑前也没有经过复奏程序，百姓就像是被捏在各级官吏手中的蝼蚁，死刑复奏制度彻底被破坏了。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