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词经典》之二十六

　　李广宇

　　朱熹的思想不仅对辛弃疾有所影响，更惠泽了成百上千的门徒。近人陈荣捷云：“予尝谓汉代经师学生数千人以后，学徒人数最多者以朱门为首，……及门者四百六十七人，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一共四百八十八人。”其中从游最久、以死相从，最终得传朱熹衣钵者当属黄榦。有趣的是，他也是在一个大雪天里来投朱熹。《宋史·黄榦传》的开头是这样记述的：

　　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人，父瑀，在高宗时为监察御史，以笃行直道著闻。瑀没，榦往见清江刘清之，清之奇之，曰：“予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因命受业朱熹。榦家法严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时大雪，既至而熹它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塌，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归。榦自见熹，夜不设塌，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椅或至达曙，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尝诣东莱吕祖谦，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及广汉张栻亡，熹与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妻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决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黄榦半生追随朱熹左右，成为朱熹学术思想的重要助手。朱熹去世后，他致力于确立朱熹的道统地位，宣扬朱熹的“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他自己亦“编礼著书，日不暇给”，继承和弘扬朱熹的思想体系，“弟子日盛”，“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后人常常把他之与朱熹，誉之为颜回、曾参之与孔子，这一评价最早见于真德秀《勉斋先生祝文》，其云：“唯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

　　一如尊师朱熹，黄榦亦“心事有如秋月”，无意仕宦。一如与他齐名的朱熹门人李燔所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朱熹逝世后，黄榦“持心丧三年毕”，这才经人举荐调监嘉兴府石门酒库，又先后知临川、新淦、安庆、汉阳。所到之处，“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知安庆府时，他曾请命筑城以备战守，《宋史》本传云：“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继而霖潦余月，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舒人德之，相谓曰：‘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对于理讼治狱，黄榦亦极富天分。临川地广民众，号称难治，四十余年无贤令尹，以至积讼成山。黄榦到任后，“每日裁决，观者如堵”。据《临川县志·名宦传》记载，黄榦“每五鼓视事至午……逋租积讼委沓，未数月疏涤皆尽”。当他改知新淦时，临川父老“如失父母”，新淦吏民则“习知临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宋史》本传还留下了他“托梦破案”的传奇故事：

　　淮西帅司檄榦鞫和州狱，狱故以疑未决。榦释囚桎梏饮食之，委曲审问无所得。一夜，梦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诘之曰：“汝杀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惊服，果于废井得尸。

　　黄榦的判词亦好，虽然不见于宋、明刊本《名公书判清明集》，但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在卷末附录黄氏判词三十七道，系从北图藏元刻本《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辑录而来。这些判词，充分展现出黄榦对于朱子之学的刻意励行以及不凡的听狱决讼本领。

　　一曰“一决于公”，“未尝有所迁就畏避”。开禧三年起，黄榦知临川三年零二十四天。“临川风俗素号健讼，豪民滑吏动辄生事，以害良民。情伪万端，无所忌惮。”“危教授论熊祥停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危教授是当地士人，豪横乡里，恃强凌弱。他因强夺熊祥山地不得，遂以停盗之罪诬之，并且控胁州郡官吏，倚恃健讼不已，“必欲重困其家，使之流离转徙，尽据其家产业而后已”。黄榦认为：“若此之人，不复顾士大夫廉耻之节，而无复恻隐之心，真所谓虎狼蛇蝎者也。”他不畏强权，一决于公，并在判词中直言：“张官置吏，亦止得据情按法，平理曲直，又岂敢以罪状未明之人，置之囹圄，以快寄居之意乎！”同时，他还连上三札，坚持要求释放熊祥。他在《申抚州辨危教授诉熊祥》中所说的一段话，极富原情诛心之意味：

　　榦窃谓听讼之道，固当执法，亦当原情。熊祥教人告危教授之子杀人，实缘危教授使人诬告熊祥停藏而起，危教授使人诬告熊祥停藏，实缘危教授欲吞并熊祥地产而起，夫身为士夫，不守三尺，欲白夺乡民之产业，夺之不得，而欲以停藏之罪加之，使之枉被追扰。人非木石，岂能无不平之心乎？

　　二曰“以礼折衷，俱得其平”。宋明理学所讲的“理”，便是“礼”，所谓三纲五常、仁义礼智是也。按照礼的要求，“既为士人，……自合动循礼法，恪守士行”。而理学家当法官，尤其注重“以礼劝勉”。黄榦为朱子门人曾兴宗所写的行状，就对他在肇庆府节度推官任上的做法大加赞赏：“凡邻里有纷争，必先于君，君以礼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辍己物以息讼。人或有犯，未尝忿嫉，从容训责，终归于恕，使自愧服。”黄榦更是如此，“听讼必以人伦大义断曲直”。他在新淦任上所作“张运属兄弟互诉墓田”判，通篇就是“委曲剖析，纳之义理”：

　　祖父置立墓田，子孙封植林木，皆所以致奉先追远之意。今乃一变而为兴争起讼之端，不惟辱及祖父，亦且累及子孙。今张解元丑诋运干，而运干痛讼解元，曾不略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观，本是一气，今乃相诋毁如此，反为门户之辱。详此事，深为运干、解元惜之。世固有轻财急义，捐千金以资故旧者，不以为吝，今乃于骨肉之中，争此毫末，为乡闾所嗤笑，物论所厌薄，所争者小，所失者大，可谓不思之甚。当职身为县令，于小民之愚顽者，则当推究情实，断之以法；于士大夫则当以义理劝勉，不敢以愚民相待。请运干、解元各归翻然改悔，凡旧所讐隙，一切湔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气之义与门户之重，应愤闷事一切从公与族党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应光大，不必计此区区也。两状之词，皆非县令所愿闻，牒运干，并告示解元，取和对状申。

　　三曰“抑强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贫，要当两尽”。这句话出自《申安抚司辨教授诉熊祥事》，黄榦将其称为“为政之道”。他的诸多判词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例如“彭念七论谢知府宅追扰”判，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

　　普天之下，莫非王民，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其为国家之赤子，则一而已。张官置吏，务以安存百姓，而形势之家专欲骚扰细民，所谓寄居者，既叨冒朝廷官职，寄寓州县，尤当仰体国家矜百姓之意，今乃倚国家之官职，害国家之百姓，此岂士大夫所当为哉！

　　在新淦任上，黄榦尽心毕力，理断民讼，抚恤困穷，不畏强御，“强者服其威，弱者怀其惠”。例如“徐十论诉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案，他就一眼看穿了“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的背后隐情，下令重新调查。

　　胡先供，去年曾与阿张通奸，又称今年系是和奸。据阿张供通，去年不曾有通奸来历，今年系是强奸。两名所供异同，权官即不曾勘对着实，便欲将胡先、阿张同断。若是强奸，则阿张不应同断，胡先亦不应止从杖罪决遣。又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如此则是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今亦不曾追问谢九官人。此是案吏怕惧谢知府形势，使贫弱之家受此屈抑。再引监阿张，唤上胡先，仍追谢九官人对限。只今如追不到，备申诸司，仍先监词人起离外处居止。

　　四曰“文尚体要”，“井有条理”。古语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清廉莅民，公正笃意，固是对司法者的基本要求，但有没有一支化繁为简的笔，将一决于公的裁判充分完美地表达出来，同样不可或缺。黄榦的判词就获得了同朝贤良的高度评价。江西提刑李珏谓：“操行醇正，持论公平，拨烦治剧，井有条理。”提举常平章良紘谓：“学有师承，文尚体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且来欣赏一篇“武楷认金”。

　　掘土得金，元是武安抚宅基，武楷遂认以为旧物。访之邦人，乃以为元是天井刘家宅基，武安抚复于上居止。以事理考之，必是刘家之物，盖藏金于地，为避贼而藏也。安抚方提兵讨贼，又何为而藏金于地耶？但武安抚有功于此邦，见之墓志，未及百年，其子孙零替如此，使人为之怅然。便无认金之讼，官司亦当赒恤。但闻武楷自少不学，家产破荡，若得钱，又复妄费。公库置历，每月批送钱五贯，仍自七月为头，薄赡其家，以为有功于此邦者之报。

　　这篇判词短似小令，却韵味悠长，值得一品再品。说它短，短就短在叙事经济，“掘土得金”，四个字就说清楚了案件由来，哪管它是用锹用镐？哪管它是在子时卯时？“访之邦人”，说的是审判方式，大有马锡五断案的风致，也因此查明了来龙去脉：“元是天井刘家宅基，武安抚复于上居止”；紧接着便“以事理考之”，得出“必是刘家之物”的结论。事已至此，裁判结果呼之欲出，掘土所得之金必是归于刘家。谁料笔锋一转，柳暗花明——念及“武安抚有功于此邦”，以及“其子孙零替如此”，黄榦决定另从公库拨款，“薄赡其家，以为有功于此邦者之报”。可谓导向鲜明，正应了黄榦自己在“郭氏刘拱礼诉刘仁谦等冒占田产”判中所说的那句话：“官司理对公事，所以美教化，移风俗也。”最后要说的是赒恤方式，因“闻武楷自少不学，家产破荡”，担心其“若得钱，又复妄费”，所以并不一次付清，而是“每月批送钱五贯”。其细致周全，以至于此。

　　乾淳正绪，斯文未坠。考亭既没，西山起继。

　　这是元朝胡助《纯白斋类稿》当中的一段话，西山，指的是真西山，也就是南宋末期贤臣大儒真德秀。真德秀是朱子门生詹体仁的弟子，应当属于朱子的再传弟子，但由于他在朱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所以很多书籍称之为朱子私淑，例如清代中期理学名宿雷鋐说：“先生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清初理学家蔡世远更谓：“有宋道学五子而外，断推西山为第一，体用兼优，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著作亦第一有功。”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希元，号西山，浦城人。庆元五年登进士第，继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傅，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历知泉州、隆兴、潭州，曾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官至参知政事而卒，谥文忠。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直声震朝廷，四方文士争诵其文。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被历代帝王奉为圭宝，作为为治之学。例如元仁宗为皇太子时，就曾命詹事王约将其节而译之，并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

　　真德秀既丰富了朱子学说，又注重践履笃实，修己化民，政绩彪炳。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中这样记述他再知泉州、主帅全闽时的情形：

　　迎者塞洛阳桥，深村百岁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公晓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矣，虽泉山一草一木，亦时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爱之深，黾勉此来，欲为此邦兴利除害，复还乐土之旧而已。”谓官僚曰：“某前帅长沙，尝以廉慎公勤勉同官，今所当勉，无出于此。”

　　《名公书判清明集》开篇就是他的三篇劝谕文，分别是：《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谕州县官僚》以及《劝谕事件于后》，就像是统率全书的总纲领似的。在《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中，他提出：“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何谓四事？曰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是也。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繋，惨酷用刑，汎滥追呼，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而在《劝谕事件于后》中，他则提出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四条约束，自云“当职于此，不敢不勉”，并要求诸县知、佐“揭之坐右，务在力行”。

　　西山尝谓：“郡计凋敝，无力惠此民，仅有政平讼理二事可勉。苟又不加意，即为不治之州。”因而狱讼之事“无大小必躬亲之”，“每据案决讼，自卯至申未已。”一方面，他每受民词，必以“存心以公”为先务，其云：“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狥人情。”另一方面，他又“无讼是求”，以“崇风教”“厚风俗”为己任。其谓：“当职昨在任日，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或坚执不从，然后当官监析。其有分产已平，而妄生词说者，却当以犯分诬罔坐之。今请知、佐每听讼，常以正名分，厚风俗为先，庶几可革媮薄。”《名公书判清明集》选取真西山判词两篇，全在“人伦门”之“孝”的条目之下，可以见其志趣之一斑。兹特推荐“取肝救父”一读：

　　百行莫大于孝。郡邑之布宣孝治，尤今日之先务也。詹师尹以父疾弗愈，刲肝膳之，默有所相，旋即更生。其人乡吏之子也，急亲之病，自亲其身不爱焉，人子之孝至此尽矣。然以匹夫小吏，能舍生以活其亲，阖境士民，闻风观感，相戒以养，陶成纯孝之俗，顾不美欤！詹师尹见此照条支给旌赏外，更特支钱二十千发下，仍委自可知县与之补充优轻局分，俾得以为孝养之资，亦所以广风励之意也。

　　薪火相传，代有其人。真德秀的弟子中亦不乏名公，宋慈、刘克庄就是其中翘楚。关于宋慈受业真门的情况，清陆心源《宋史翼·宋慈传》有云：

　　慈少受业于同邑吴雉，雉本朱子弟子。慈因得与杨方、黄榦、李方子诸儒论质，学益进。暨入太学，真德秀衡其文，谓其源流出肺腑，慈复师事焉。

　　至于刘克庄，林希逸撰《后村先生行状》专门有一段写他与真德秀的关系，可以说，西山先生不仅传道授业，还始终护佑着这位爱徒的成长。

　　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阳县。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刘、魏四君子于学宫。庭无留讼，邑用有余，赠籴赈粜仓二千斛，大书其门曰：“聊为尔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心灯。”西山真公记之。更创西斋，北山陈公篆其匾，为赋《于蒍于》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学贯古今、文追骚雅”荐。西山还里，公以师事，自此学问日新矣。……西山帅闽，以机幕辟，除将作簿兼帅司参议官。……西山知公吏才高，府事一切委之。……九月，除宗正簿。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为卿，游二公间，以文字相得懽甚。西山梦奠，乞假会葬，不许。

　　刘克庄与宋慈亦是挚友。宋慈先祖本是邢人，“宋氏自唐文正公传四世，由邢迁睦。又三世，孙世卿丞建阳，卒官下，遂为邑人”。刘克庄任建阳县令时，宋慈恰在故里守父孝，两人得以相识相交。刘克庄回忆说：“余为建阳令，获友其邑中，豪杰而尤所敬爱者，曰宋公惠父。时江右峒寇张甚，公奉辟书慷慨就道，余置酒赋词祖饯，期之以辛公幼安、王公宣子之事。公果以才业奋历中外，当事任，立勋绩，名为世卿者垂二十载，声望与辛、王二公相颉颃焉。”

　　关于刘克庄与宋慈的判词，我会另有专文评述。至于本篇开头小岛毅所说的“蔡杭”，一说实为“蔡抗”，究竟是“杭”还是“抗”，也算一桩公案。但此公在《名公书判清明集》里算得上一个重镇，倒是不容分说。下一篇我们会专门说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