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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如何普及法律
人民法院报 2021-08-27

  郭嘉鹏

  秦代作为古代律令体系发展的奠基阶段,已经制定了形式多样的法律传播方式,并作为制度被规定在律令文本中,这一点可从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得到证实。秦代的部分法律普及方式为后世所继承,对传统法律宣传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秦对法律普及的要求

  秦代对于律令的公布,多要求官吏“谨布令”,而对公布的功效,多要求使民众“明智(知)之”。

  《商君书·定分》中记载了商鞅与秦孝公对于法律明布的对话:“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孝公即欲使天下吏民“明知”法令,以使法令执行划一、公正无私。这一点在出土文献中例证颇多,例如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南郡守腾《语书》中就要求“故腾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距)于罪”。腾要求所作法令由吏明布,以达到人尽皆知的效果,从而免于犯令。与此类似的是岳麓秦简中多有“谨布令,令黔首智(知),毋巨(距)罪”的表述。又如“……赏。谨布令,令吏、卒、黔首明焉,毋巨(距)辠”。上述简牍律令中,法律制定者都要求各级官吏“谨”,妥善公布法令,使百姓充分了解法令内容,并指明公布律令的目的就在于使民众免于犯罪。

  除了对民众进行法律普及、使之避免犯罪外,《商君书》还记载了商鞅对法令公布的另一层认识。商鞅认为国家需设置法官,“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百姓向法官询问法令,最终使得天下人人无不知法。而功效不仅在于百姓守法,还在于“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意为人人知法,将使得官吏不敢非法待民,这样才能保护百姓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如此,官民“皆务自治奉公”“此皆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秦法律公布的主体

  商鞅对法律公布的主体作了构想,他认为,“为法令,置官置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以为天下正者,则奏天子”,需推荐、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吏,“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无论是其他官吏还是百姓,对法令的疑问都由此等官吏解答。在其绘制的蓝图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朝廷、郡县都需设置“法官”以掌握法律、应对吏民疑问。

  出土秦律中明确规定了公布律令的主体为各级官吏,如岳麓秦简中的秦令规定,“……乡部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并规定“已布令后,吏、典、伍謙(廉)问不 善,当此令者,輒捕论”。即法令公布后,布令的官吏还需查看公布后的法令的执行情况,纠察、逮捕犯令之人。可见法令的公布、宣传者就是法令的施行者,公布者对法令公布后的效果直接负责。此外龙岗秦简所见律文有“租者且出以律,告典、田典,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及写律予租”。即涉及典、田典的具体职责的法律要由典、田典进行公布,体现了清晰的权责划分。这一点颇类似于“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度。

  秦法律普及的方式

  尽管《商君书》中商鞅设想的法令明布方式是法官被动地接受吏民的请教询问,但从其他传世及出土文献来看,秦代存在多种主动公布、宣讲法律的措施。就法令传布的具体方式而言,总体来说有刻石铭器、明白扁书、读令等种类。

  《史记·李斯列传》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秦统一后,始皇帝数次出巡,在多地留下刻石,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起到宣扬法度的作用。如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部分刻石内容则涉及法令细节,如琅琊刻石中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字样,直接体现了当时法律的具体内容。现存的大量秦权、秦量、诏版均铭有始皇帝与二世的诏书,本身就是统一度量衡的法令载体,这些度量用具或铜或陶,存量颇多,遍及各地,其在法令普及方面的意义不言而喻。

  以“扁书”公布律令的记载早见于西北汉简,例证颇多,如“……知,令重写令,移书到,各明白大扁书市里、官所、寺舍、门亭、隧堠中,令吏卒民尽讼(诵)知之,且遣鄣吏循行,问吏卒凡知令者案,论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其行使方式记载颇清晰,都是在文书后明确要求将文书张悬书写于官府、市场、寺舍等人员密集的重要地点,使吏民都能了解。对于“扁书”的性质,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或认为是一种匾,或认为是类似于敦煌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的壁书,或认为是悬挂的简册,亦有认为“扁”通“遍”,为遍处张悬书写之意。

  除了张贴、悬挂法令外,秦汉时期还有一种常见的法律公布宣传方式,类似于今日的法律宣讲,即所谓“读令”。如前文所举的岳麓秦简中记载,“……上丞相。乡部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类似的还有另一条简文“各乡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二者基本相同,都规定了乡啬夫、令史向民众宣读律令的职责。《汉书·贾山传》记载,贾山在上文帝书中提及:“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瘙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可见这种当众宣读法令的做法至汉代仍在广泛应用,且收效甚佳。

  对法令的公布也非一读了之,秦令中还规定了法令公布后的补充、保证措施。岳麓秦简中的一条与户籍相关的令文为“已布令后,吏、典、伍謙(廉)问不善,当此令者,輒捕论。后恒以户時复申令县乡部吏治前及里治所”,即在法令公布之后,负责的基层官吏不但需要在民众中查访效果,进行“回访”,登记户籍时还需在治所所在地重复申明法令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对法律公布、宣传的规定多见于文本,即对于某条法令的传布规定,本身就是该法令的内容之一。

  “布令不谨”的责任

  秦律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奉赏罚为二柄,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秦律对公布、普及法律之官员责任的规定中。

  《商君书·定分》:“主法令之吏,不告吏民之所问法令之所谓,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对于吏民询问法令,如掌握法令的官吏不予解答,就要以吏民所询问的罪名对其定罪,这种定罪方式类似于秦代的诬告反坐之法,可见其处罚之严厉。

  新出岳麓秦简所载秦令中,出现了一种针对官吏不妥善公布法律的罪名“布令不谨”。对于未妥善公布法令的官吏分别处以“赀二甲”“赀一甲”的处罚。稍早公布的岳麓秦简中的一条“尉卒律”中,有“尉令不谨,黔首失令,尉、尉史、士吏主者赀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的律文内容。有学者认为,在“尉”“令”二字中缺失一“布”字,即当尉公布法令不善,使百姓违背法令时,相关官吏均要处以“赀一盾”到“赀一甲”的处罚。前述汉简也记载“……令吏卒民尽讼(诵)知之,且遣鄣吏循行,问吏卒凡知令者案,论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布令后会派专人检查受众的了解情况,并设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秦律对中华传统法律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揭示了更多秦律令的面貌。秦代法律的精神内核及实质规定、名词术语被后世继承,就法律宣讲而言,两汉的注律讲解、曹魏设“律博士”、唐宋科举“明法科”以及明清的讲读律令或都可视为对秦法令宣传方式的一种继承。

  时至今日,“八五”普法规划指出,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迫切要求进一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此背景下,回望我国传统法治中的法律宣传经验颇有必要。规划要求,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念,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传统法律中对于法律公布、宣传、普及、具体措施也不乏当代价值,这鼓励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养分,采取多元、丰富的方式进行法律宣传,继续建设、完善普法体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等普法责任制,使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蓬勃发展,最终推动我国法治文化的昌明。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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