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振宇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生命权是自然人享有和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目前，关于生命权的法律规定较为明确，生命权遭受侵害时的损害赔偿亦有明确规范，但司法实践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如何分配还存在不同认识和做法，值得研究厘清。笔者将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出发，探讨其分配原则及具体分配比例等问题。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有观点认为，受害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死亡，其生命权遭受了损害，故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的赔偿，死者近亲属基于继承关系而继受了该笔赔偿。反对者则认为，受害人死亡后不再享有民事主体资格，无法成为赔偿主体，故侵权人的行为侵犯的是死者近亲属的权益，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我国立法采取的观点是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并经历从“扶养丧失说”到“继承丧失说”的发展过程。

　　“扶养丧失说”。所谓“扶养丧失说”，是指由于受害人的死亡导致其对生前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无法再提供生活费用供养，被扶养人由此遭受了财产损害，故侵权人应当对被扶养人加以赔偿以弥补该部分损失，使被扶养人能够继续得到经济供给。因此，死亡赔偿金的主要赔偿对象范围和金额比较明确，主要是死者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近亲属，如父母、未成年子女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依赖其扶养的配偶，赔偿金的具体数额主要是指这些被扶养人在扶养期限内的扶养费份额。不过，对于那些因死者死亡而对死者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的近亲属，若死者对其并不负有法定扶养义务，则不属于赔偿之列。1991年公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4年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曾采取这种模式。该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若死者生前没有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则不存在相关财产损害，侵权人无须赔偿此项目，可能导致在计算最终的赔偿数额时少于受害人因侵权致伤残状态的赔偿数额。

　　“继承丧失说”。因“扶养丧失说”制度的理论不足以及实践中的困境，立法转而采取“继承丧失说”解释死亡赔偿金，即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不仅使得受害人的生命权益遭受损害，还造成受害人在将来寿命内可能取得的未来经济收入损失，而这些未来经济收入原本可以作为受害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由此导致受害人的继承人财产损失，侵权人应当就该部分损失进行赔偿。该观点弥补了在受害人死亡时没有法定扶养义务人的赔偿窘境，即无论死者生前是否有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都不影响侵权人的经济赔偿。如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据此，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是一种财产损害赔偿。虽然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这些财富在受害人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分配，在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这部分财富无法累积，理应由死亡赔偿金进行填补。2020年、2022年上述司法解释修正时都延续了这一模式。

　　二、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原则

　　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金的分配规则尚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参照类似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如死者生前有分配意愿的遵照其意愿、近亲属之间达成分配合意的依照合意、缺乏相应意思表示的“参照”遗产的分配规则等。但囿于对死亡赔偿金的不同理解以及“参照”程度的差异，致使实践中出现裁判思路不一致的现象。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财产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原则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和谐稳定原则的位阶。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处的当事人既包括受害人（“死者”），亦包括受害人的近亲属。一方面，死亡赔偿金是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致死而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死者“未来的经济所得”，因此应当充分尊重受害人的意思表示。一种情况是，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并未立即死亡而保持一定的清醒认知状态，此时其既可以处分现有的财产，又可以对将来可能取得的赔偿金进行分配。另一种情况则是，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当场死亡或丧失了清醒认知而无法处分自身财产，可以结合受害人生前的状态推定其意思表示，即考量与受害人生前亲疏远近的生活状态，对于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负有扶养义务的人，此类人与受害人生前状态较为紧密，受害人生前的情感付出与经济照料较多，应当充分保障这些人的分配利益。

　　另一方面，在受害人生前并无分配死亡赔偿金的明确意思表示时，有权分配死亡赔偿金的近亲属可以就分配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该协议效果上类似于处分共有财产的合同，在该合意未出现违反合同无效情形或者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对相关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在裁判时亦应当予以尊重。需要注意的是，若存在未成年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时，应当由其监护人对分配协议进行确认，以充分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相关分配方案损害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或者有违公平原则时，可能引发纠纷，相关协议可能被判定无效。

　　公平原则。死亡赔偿金作为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的经济赔偿，在未分割前由享有分配权利的近亲属共有，而共有物的分割，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这一民法基本原则，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对死亡赔偿金进行平均分配的主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公平应当是相对公平，在享有分配权利的近亲属中，若涉及一些弱势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或者其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时，应当对这些人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在分配时适当多分，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

　　和谐稳定原则。社会稳定原则是指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当有益于社会和谐稳定。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致使受害人死亡，这不仅涉及受害人生命权的丧失，更关涉受害人的家庭，而家庭作为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家庭的和谐与否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分配死亡赔偿金时，既要保障死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维系其正常的生活水平，避免因受害人的死亡而使其生活水平显著降低，还要妥善处理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与侵权人等外部人群的关系，在保障近亲属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注意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死亡赔偿金的具体分配比例

　　死亡赔偿金的具体分配比例，是指死者具有数个有权参与分配的主体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也是死亡赔偿金处分的最终结果，最能体现死亡赔偿金的分配目的与分配正义。如前所述，若死者或者有权分配主体就分配问题达成具体的意思表示，则依据该意思表示；在没有明确的分配意思表示甚至因为分配问题诉至法院时，则由法官进行裁断。因此，在分配死亡赔偿金时，应当先行扣除实际垫付的合理费用，以及专属于特定权利人的赔偿费用，剩余部分可考量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以及经济依赖关系等因素，根据各权利人的现实需要以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进行适当分配，若某一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关系较为亲近、经济依赖关系较大，则通常应当多分，反之应当少分。

　　关于亲疏远近的判断标准，包括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主观标准是近亲属与死者生前的情感付出状态，客观标准为近亲属与死者的经济依赖关系。其一，若某一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或者虽未共同生活但经常探望、联络，按照日常经验判断，该近亲属与死者生前的情感付出较多，主观情感上关系较为亲密。相反，若某一特定亲属虽然与死者具有直接血缘关系，但是该亲属在死者生前并未共同生活或者很少对死者进行情感联络，甚至存在着较大矛盾，则分配时应当少分。其二，关于客观上的经济依赖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方面，考量死者对某一特定亲属是否具有抚养或赡养关系，如该亲属是未成年人，死者是其法定监护人，遵循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该未成年人基于监护关系在经济上非常依赖死者，在分配时应当多分。另一方面，考量参与分配的亲属自身的经济状况，若某一亲属自身经济条件较差，甚至时常需要死者对其进行经济帮助，此时在分配时也可以适当多分。

　　综上，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应当尊重死者生前实际的生活状态，尽量符合死者的意愿，避免近亲属因受害人的死亡而使其生活水平显著降低，达到主观效果与客观效果的统一，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