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仁文

　　我国刑法适用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刑罚适用机制僵化。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刑罚投入过剩，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惩罚力度不够或者惩罚效果不佳，两者都不能适应与复杂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现实需要。因此，我国犯罪法律后果体系完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和扭转刑罚适用机制僵化的问题，这方面最紧迫的就是要建立刑罚易科制度。

　　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刑

　　随着重罪与轻罪比例的变化以及劳动教养等制度的废除，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刑法立法进入“活性化”时代，新增的不少罪名均属轻罪甚至微罪，目前11个刑法修正案增加的包括微罪在内的轻罪已达28个。反映到司法领域，必然会造就数量庞大的短期自由刑罪犯，如每年因醉酒驾驶而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数量就相当庞大。可以说，短期自由刑司法判决伴随立法的扩张不断暴涨，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临时性和短期性特点，短期监禁非但起不到改造罪犯重返社会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再犯率、累犯率居高不下的不利后果。在刑法立法扩张以及大量轻微罪入刑已成现实的情况下，要有效化解轻微罪入刑所带来的短期自由刑适用剧增的紧张关系，就亟须构建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刑制度，即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具体而言，可以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重罪与轻罪的界分点，将一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罪与微罪的界分点，将易科的短期自由刑上限确定为三年有期徒刑。其中，对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自由刑（含拘役），且被告人为初犯的，规定短期自由刑应当易科为罚金刑；对于被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自由刑，且被告人为初犯并属于过失犯罪的，也规定短期自由刑应当易科为罚金刑；对于被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自由刑，被告人虽为初犯但属于故意犯罪的，则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易科为罚金刑。

　　罚金刑易科公益劳动等社区刑

　　既然短期自由刑可以易科为罚金刑，那么，在罚金刑得不到有效执行时，能否将其易科为其他刑罚？特别是，能否将其易科为社区刑甚至短期自由刑？在这方面，国外的刑事立法大多持肯定态度。我国刑法要否设立这一制度，学界有不同意见。否定论者的一个担忧是：如果允许将罚金刑易科为自由刑，会导致刑罚由轻变重，这既违反人权保障原则，也不利于回避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原则上讲，刑罚一旦确定就应当得到执行。如果允许大量的罚金刑判决都可以因为执行困难而不予执行，则必然会使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且原则上要独立适用的情况下，这一点更须引起重视。基于此，对于那些穷尽各种执行手段和减免事由仍然无法有效执行的罚金刑判决，就并非不能考虑将其易科为其他刑罚，包括短期自由刑。当然，这里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还要考虑到最终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甚至短期自由刑的只是极少数，因为对罚金刑转采日额罚金制后，被告人的罚金将根据其本人的收入而定，这将大大增加罚金刑的可执行性；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原因，如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等依法减免罚金（经法院裁定），这样剩下的就只能是那些极少数因个人原因（如因自己违反单位规定而被开除或辞退致使失去收入）而缴不起罚金的才需要易科执行了。

　　不过，考虑到短期自由刑毕竟具有改造无力、易导致交叉感染等弊端，在需要对罚金刑进行易科时，应尽可能易科为短期自由刑以外的其他刑罚。笔者认为，将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应当是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这里的公益劳动，可以视为社区刑的一种。将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的相对合理性在于：（1）劳动本身是有价值的，对于那些因故丧失罚金缴纳能力的被执行人，易科公益劳动同样能创造价值，起到折抵的作用；（2）公益劳动和罚金均具有非监禁性，都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且公益劳动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与国家收取罚金后将其用于公共服务，可谓殊途同归；（3）公益劳动可以培养犯罪人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保持犯罪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有利于其重返社会。实践中，可以根据犯罪人的职业、特长等情况，将其未能缴纳的罚金易科为一定类型的公益劳动，公益劳动的时间与罚金数额要保持相应的平衡。公益劳动的执行有赖于犯罪人的配合，执行机关可以指导和督促，但不可强制执行。在此情形下，如果犯罪人不同意将罚金刑易科为公益劳动，或者同意后又怠于履行甚至拒不履行的，则有必要将罚金刑易科为拘役等短期自由刑。此时，固然要尽量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但刑罚的威慑力和强制力也必须得到保障，否则就失去了刑罚的意义。

　　（原文刊载于《法学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