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4年3月，全国已经有397.2万“法律明白人”，活跃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

　　村居法官、村居法律顾问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和专业资质，而“法律明白人”的专业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在过去的农村，往往是以实力和话语权来解决问题纠纷。普法更重要的作用是，让村民们知道，法律才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以前的“规矩”。

　　在农村，枯枝败叶掉入邻居家，也能成为一起纠纷的导火索。

　　2023年5月，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营前街道长安村，定居香港的林某归乡修老宅，发现隔壁家的龙眼树已有两层楼高，一些树枝伸进自家院里，年年新叶换旧叶，落叶堆积堵了排水渠。林某未告知邻居，擅自锯掉长过去的树枝。两家人发生争吵。

　　村民陈勇闻讯而至，给两家做工作。

　　他先告诉林某，未经许可锯人家的树，属于损害他人财产；又给邻居说，树长到他人空间里，妨害他人的土地使用权。接着开始谈道理人情，“砍掉的只是分枝，就算结了果，也不是很多”“你本来在理，砍了就不占理了”。

　　最后双方握手言和，没有涉及金钱和诉讼。

　　农村就是这样。双方各退一步，矛盾商量着解决。在当地，像陈勇这样的村居工作者，在纠纷中既能讲法释法，又讲人情。他们在2021年后志愿加入福建省“蒲公英”普法志愿者联盟，被冠以“法律明白人”的称谓，并持证上岗、义务普法。

　　司法部的数据显示，到2024年3月，全国已经有397.2万“法律明白人”，活跃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他们扮演着带头学法、普法释法和定分止争的角色。

　　“懂法，才不容易吃亏”

　　要想做“法律明白人”，最重要的特质不是掌握了多少法条和艰涩术语，而是学会翻译——把法言法语译成村民也能听懂的土话。

　　在龙岩市新罗区小池镇培斜村，村委会支委赖文峰长期当“译者”。

　　2024年2月前后，竹山上春笋冒头，村民纷纷上山挖笋。村民们承包的林地界限分明，但笋的生长不受限制。有村民觉得，自家的三五十棵春笋越界，长到了另一头，结果擅自挖笋时被对方发现。双方就此吵到村委会。

　　赖文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村里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另一类就是像土地确权、林权的争议，“一年大概有四五起”。

　　一旦涉及土地，当地的通常做法是，让林业干部查阅林权证、查找GPS坐标点位，甚至区里林业部门去调阅相关材料，再从事实层面和村民讲法律讲道理。

　　从法律上讲，竹笋是地上附着物，地上附着物与土地分离后作为单独的物，就属于天然孳息。而按照民法典321条，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你拿着法律的条条框框讲，人家不爱听。”赖文峰说。于是他告诉两人，“按照法律相关规定，竹山是村集体的，但你们承包后，你的（笋）是长到他家地里就算他的了，他的（笋）长过来就算你的。”

　　农村还得讲情谊。赖文峰表示，村里人都沾亲带故，有时也会让某个亲戚来劝说调解，彼此各退一步。最后，挖笋方给另一方赔偿了几百块，问题就此解决。

　　按照流程，双方调解好以后，要签署调解协议，随后上传基层治理系统，获得司法确认。而调解协议，纠纷双方和村委各留存一份。

　　培斜村的余朝霞就靠协议回绝过他人的无理要求。

　　2024年2月，因为盖房，她家和邻居家互换了二十平方米宅基地，但对方迟迟不签署书面合同，最终经村委干部和“法律明白人”成功调解。邻居的姐姐起初不理解，找到余朝霞“大吵大闹”。余朝霞拿着调解协议告诉对方“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对方自此不来理论。

　　村民信任法律的背后，是因为他们“尝到了法律的甜头”。

　　培斜村一位村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讲法律的教训，是从其他村子得来的。二十年前，有的村把土地出租给企业，但因法律意识差，订立的承包合同有法律漏洞，村里吃了“哑巴亏”，连20年的租金都无法追回。

　　赖文峰也注意到，2017年后，村里各类企业多了起来，哪怕只是一万块的合同，村民们都要托他请村里的法律顾问过目，规避潜在风险。

　　“干部也好、村民也好，现在都明白只有懂法，才不容易吃亏。”前述村干部表示。

　　从地方到中央

　　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地方探索培养“法律明白人”，以期改变当地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2002年，辽宁本溪市司法局的甄玉生在《中国司法》杂志刊文，介绍了桓仁满族自治县培养“法律明白人”的经验。

　　当地司法部门发现，早期的农村普法基本停留在上大课、广播喇叭、贴标语等宣传形式，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使农民老实守法，“这个层面的工作必要，但从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出发，工作不能仅停留在前述层面……法律素质的构成既包括知识面的积累，也包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

　　为此，桓仁县委编印了《农村实用法律法规》一书，无偿赠送给农户。随后，各村围绕此书培训村干部和辅导员，法律夜校常年安排课程，县里举办知识竞赛，选拔“学法状元”。就这样，第一批“法律明白人”在几年后成长起来，他们作为村民代表带头学法、依法办事，改变以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法律明白人”明法释理后，村民们学会了依法维权。

　　桓仁县河道管理所曾擅自将当地一村的一段河道承包出让，收取承包金。村委会和“法律明白人”依据河道管理条例，指出河道管理部门只有行政管理权，不享有所有权和经济收益权的规定，向县政府提出质疑，县政府审查后下达了承包无效的通知，并在该村开了现场会，纠正河道管理部门的一系列侵权行为。

　　江西抚州市司法局原局长徐建云亦在《中国司法》上介绍了“抚州经验”。

　　因宗族械斗问题突出、信访问题居高不下，自2015年起，抚州下辖崇仁县开始试点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两年后，崇仁县“法律明白人”覆盖面已达77%。而以闹取利案件、非正常上访人次、各类发案同比分别下降 71%、23%、15.6%。

　　到了2019年，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经验写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同时，抚州的做法也被写入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撰写的《法治乡村建设工作调研报告》中。

　　2021年11月8日，司法部、民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了《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文件中提到，“法律明白人”可以经村民自荐或者村“两委”推荐，优先从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网格员等群体中遴选。

　　随后，由县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开展法律知识、法治实践能力等培训，并组织上岗考核。考核合格的，便正式确定为“法律明白人”，并颁发证书和徽章。

　　该文件要求，到2025年，每个行政村至少培养3名“法律明白人”，逐步实现村民小组“法律明白人”全覆盖。

　　作用在改变

　　要想达到每村3名“法律明白人”的要求，似乎并不难。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福建省龙岩市，目前已有14570名乡村“法律明白人”，平均每个行政村有7-8名“法律明白人”，多是村干部、人民调解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

　　问题在于，“法律明白人”是否重复设置的岗位？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福建多地行政村发现，在村一级的人员配置上，除村委干部外，有“蒲公英”普法志愿者、村居法官、法律顾问和调解能手，这些人员本身就承担了宣讲法律政策和调解纠纷的功能。

　　其中，福建“蒲公英”普法志愿者联盟自2021年成立，至今已有15.3万余名普法志愿者，4389支志愿普法队伍。

　　龙岩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友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几者的专业层级并不一样。

　　除普法志愿者外，村居法官、村居法律顾问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和专业资质，乡村调解能手需要丰富的调解经验并取得认可，而“法律明白人”的专业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更易于动员组织崇尚法治、热爱法律的普通群众广泛参与，“蒲公英”普法志愿者则是志愿参与、义务普法。

　　另一方面，张友生表示，“‘法律明白人’的设置是乡村社会对公民个人法律素养的肯定性评价，是群众对熟练掌握法律知识的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同时，由于村居法官、村居法律顾问等本职工作较忙，而热心普法、调解且具有一定法律素养的“法律明白人”经常活跃在群众身边，更有利于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

　　随着时代变换，“法律明白人”的作用也在改变。

　　二十年前，甄玉生提到，当“法律明白人”成长起来后，不断提出县乡镇在以往工作中不合法的问题，上访案件、维权案件、诉讼案件会明显增多，“有的领导同志甚至认为培养‘法律明白人’是作茧自缚”。

　　但现在的情况与过去有所区别。在江西抚州，2015 至 2019 年五年间，法律咨询量同比增长54%，公共法律服务案件数同比增长 67%。这与“法律明白人”参与社会治理离不开关系。

　　龙岩也呈现出相似的效果。张友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4年1-8月，龙岩市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矛盾纠纷28141件，调解成功28100件，对基层公安、法院、信访系统起到一定的减负作用。

　　因为在过去的农村，往往是以实力和话语权来解决问题纠纷。“一个很强大的宗族势力，在村里很受尊重，有了纠纷，要求对方赔多少可以自己说了算。”但现在不行，福建一位负责普法的工作人员说，“你的话语权不能超出法律的范围，不能说法律规定赔2000，你开口要2万”。

　　普法更重要的作用是，让村民们知道，法律才是最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以前的“规矩”。但一定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就像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维持50年的生活习惯跟3年的生活习惯比，改起来肯定很难，但可以就这样一直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文章来源 |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