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恩泽

　　魏文帝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曹魏开国皇帝，魏武帝曹操之子。

　　曹丕作为曹操长子，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其流传于世的名文《典论·论文》开篇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巧妙地将为文与为政相结合，展现了杰出的才华。曹丕称帝后，深知新朝初立只有实施顺应民心之策，才能迅速实现社会安定，因此，他一开始就采纳贤臣陈群等人的提议，明律例，议轻刑，与民休息，使得魏国之初的经济与国力得到极大恢复。

　　曹丕所作《议轻刑诏》的核心就是要落实与民休息政策。曹丕即位后，为求得国内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于黄初五年多次下发赦免囚犯的命令，这篇诏书即因此而产生。该诏书不足90字，却充分体现了曹丕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一，治国之法应简明划一。《议轻刑诏》开头写道：“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其大意为，近处的人不能安抚，如何能安抚远方的人呢？如今政事繁多而人口数量较少，官吏以繁多的律法来欺骗百姓，百姓不知道该如何来适应这些规定。当年在泰山脚下痛哭的人，认为残暴的统治与苛捐杂税甚于猛虎。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军阀混战，使得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特别是东汉末年，朝廷被军阀轮番控制，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了盘剥百姓，又创制出很多的律法，百姓被盘剥得一无所有，最后只能流离失所。

　　曹丕目睹百姓流离失所之苦，提出了国内不安定，怎么来安抚远方的疑问。于是采纳贤臣何晏等人的建议，提出统治者必须顺应自然，受自然支配，即“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

　　曹丕认为，律法的制定应该简明划一，删除那些重复的、晦涩的条文，使之简明易懂。律法只是治国的手段，而非目的，治国的目的是使四方百姓服膺归顺，安居乐业。曹丕还认为，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除了战争以外，还在于老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太多，因此，要践行无为而治的国策，给老百姓减负，要厉行轻徭薄赋之策，逐渐恢复民力。在陈群等人建议下，曹丕吸取了无为而治的精华，强调君主的无为，“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即国家对百姓之事不要过多去干预，让其按照自然规律自然发展。

　　第二，圣人宗法伦理必须遵从。曹丕在《议轻刑诏》中继续写道：“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翫其辞，行违其诫者哉？”意思为，我具有儒者之情操，敬佩圣人之遗教，难道可以在表面上奉承而在行为上违反圣人之告诫吗？这句话表明了曹丕尊古人之训，效法孔孟之道的初心，体现了曹丕的“礼法观”，本质是以礼为法。

　　曹丕认为，圣人之教，无非礼法二字，礼统领祭祀各环节而成为社会准则，礼所不及的则归入刑法范畴，礼注重教化，刑注重惩戒，二者共同构成社会统治体系与准则。曹丕强调，正确的“礼法观”需要言行合一，对圣人之教要内心确信，行动上也要紧跟不离。作为一国之君更要言行一致，士大夫也要按照圣人的教诲行事，言必信，行必果，不能为了所谓的虚名政绩而损害百姓之利。

　　第三，制定刑罚得宽缓适中。《议轻刑诏》最后写道：“广议轻刑，以惠百姓。”大意是，接下来要广泛讨论减轻刑罚之事，从而使百姓得到恩惠。曹丕在此提出要讨论刑罚内容，使之趋向轻刑化。他认为刑法应该是用来保护百姓的，而不是用来损害百姓利益的。应效法圣人之训，尧舜之所以实施轻刑，主要是保臣民性命，可以说，后世统治者虽然也提倡轻刑，但是都没有尧舜时期落实得好。

　　在曹丕看来，减轻刑罚以保全百姓性命，这才是流传万世的良法。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不可以严法重刑。因此，曹丕执政后，积极推动律法的修订和完善。他命陈群等大臣制定《魏律》，《魏律》对《汉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魏律》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具律”相当于“刑法总则”，包括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诉讼程序等，开创总则前置体例，使法典结构更具逻辑性。同时，还对一些罪名和刑罚进行了删减与调整，使其更加细化和明确，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轻刑化的特点。

　　生于动荡年代的曹丕，冷静地观察社会发展变化，执政魏国之后，寻求到了振兴国家的良方：无为而治，效法自然，珍惜民力。治国之法应简明划一，圣人宗法伦理必须遵从，制定刑罚须宽缓适中，这样，百姓才会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