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首王和尚攀出同伙有多应亨、多邦宰者，骁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一日，应亨母从兵道告办一纸，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公(王阳明)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财，许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俱至案前覆审。预戒皂隶报以寅宾馆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顷还入，则门子从桌下出云：“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俟为汝脱也。’”三盗惶遽，叩头请死。

　　——《智囊·察智部》

　　解析：王阳明个案司法智慧与技术侦查制度

　　我国古代刑事案件审理采用行政司法合一、实体程序一体、“侦、诉、审”集一身的制度模式，与当今刑事诉讼法规定天壤悬隔，但古代个案审理中的司法智慧仍对现有刑事诉讼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知行合一”的创始者王阳明任职江西庐陵知县时，曾巧用智谋——“桌围听供”侦破盗案。虽然王阳明让共犯同处一室、共同讯问，又桌围下藏人听取被告人口供，迥异于我国当今刑事诉讼的程序适用，但深植民心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为当今刑事诉讼中与“桌围听供”类似但加持了科技元素的监听等技术侦查制度带来有益思考。

　　1.程序正义：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应严格限定适用

　　我国古代刑讯具有法定性，被告人鲜有人权，更遑论程序保障。王阳明通过桌围下藏人听取被告人口供，类似当今使共犯同处一室监听，用监听获得共犯口供进而定罪，这在我国现有刑事诉讼体系下是被禁止的，但亦从反面印证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保障被告人权益的程序正义方面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能否使用以及获取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在我国经历了从制度空白到制定行政规章再到纳入立法的演变过程。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首次将技术侦查正式入法。法律明文赋予技术侦查合法性，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亦遵循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同时，严格限定监听等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和程序，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是其“小宪法”功能的直接体现。

　　2.实体正义：监听等技术侦查所获“毒树之果”并非一律排除

　　王阳明“桌围听供”巧用智谋侦破大盗案流传至今，体现了传统法治精神中实体正义理念深植民心，特别是刑事案件中，使真凶伏法是民众认知里最朴素的公平正义。历经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熏陶后，类似美国“辛普森案”很难与我国主流价值导向兼容，实现实体正义仍是我国民众眼中的司法正义。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除法定特殊案件外，其他案件因使用监听等技术侦查而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隐私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通过上述方式获得的证据为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在法院审判时不予采信。然而，以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其他证据，即依托“毒树”衍生出的“毒果”，是否一律排除？英美法系的美国对“毒树之果”原则上予以排除，但对非法搜查、扣押、逮捕获得的口供为依据获得的实物证据这类“毒果”态度稍显谨慎，要根据具体案情及“毒树”毒性大小进行个案判断。大陆法系的德国，将“毒树之果”理论称为“波及效”，认为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毒树之果”只要有证明力，就可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然而，德国对非法监听获得的非法证据及其衍生证据，已有判决认定不得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对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以外的罪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将“毒树之果”纳入其中，但根据现有立法理念，监听等技术侦查仅严格适用于特定重大犯罪案件，对打破案件类型红线所获衍生证据能否赋予合法性，还要结合个案综合分析。正如王阳明“桌围听供”，实体正义客观上更接近公平正义，民众亦朴素追求实体正义，但现有刑事司法理念不允许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天平过于失衡。因此，监听等技术侦查滥用时所获“毒树之果”并非一律排除，而是个案权衡。

　　3.动态平衡：我国刑事审判应秉持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动态并重理念

　　司法者不同于普通民众，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负有更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刑事审判中，尽管实体正义不可或缺，程序正义亦是法治进步的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最新司法解释，既赋予技术侦查合法化依据，又对技术侦查设定严格枷锁，充分体现刑事诉讼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艺术。滥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而“毒树之果”应否排除同样涉及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等价值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平衡，为防止天平失衡，需司法者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传统司法理念根深蒂固，“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在个案中还时有发生，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应并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不仅要有公平正义的实体结果，还要有实现公平正义的程序过程。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做好动态平衡，充分整合两者价值，在每件刑事个案中找到最佳契合点。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