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汉书·刑法志》

　　解析：疑难案件层报审理制度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为加强集权统治，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法令，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未能适时修订，致其“法治”趋于僵化；在奉行法本主义同时，更将重刑推到极致，强调以刑去刑，轻罪重罚，并辅以酷刑，如仅死刑便有戮刑、磔刑、弃市、枭首、族刑等。最终，秦朝的灭亡也从陈胜吴广因大雨无法如期至目的地，据秦律“失期，法皆斩”拉开序幕。

　　后西汉初立，百废待兴，百姓亟待休养生息。在统治思想上，汉初统治阶层深刻认识到秦王朝“以刑罚为巢”，而终有“覆巢破卵之患”的教训，在执法方针上改变了秦代“以法为教”的单纯法家路线，以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和“刑德相济”作为执法的指导思想，实行“约法省刑”的执法方针。在法令制定上，汉虽承秦律，却根据社会及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对秦律甄别权衡，有所取舍以求增益。在司法实践中，为尽可能安定民心，汉秉持“恤民”“慎刑”思想断案。但由于汉朝在立法时采用列举式罪状等种种复杂因素，汉初疑狱久滞不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情况尤为严重。为解决上述问题，高祖七年以诏令形式，将疑狱奏谳制度正式固定于汉朝审判制度中。

　　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以判例汇编形式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奏谳书》，收录至汉高祖十一年的疑狱案例，并经规范整理，是皇帝意志《疑狱诏》法律化的产物，其中旧案被作为判例用以同类比照、判决。其地位不亚于律及令，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后续决事比的制度化，适时填补援法断案的空白及不足之处。

　　其次，确定四级复审制及疑狱范围。《疑狱诏》规定疑案审定分为四个层级，县道官——二千石官(郡官)——廷尉(中央最高司法长官)——皇帝。对于下级机关上报的疑案，上级机关需“当报之”，即下达明确的判决指示；若依旧无法断案，则需继续上报上层决断。从《奏谳书》收集的案例来看，高祖时期奏谳的疑狱主要为事实认定困难以及法律适用不明，如“法无正条”或同一情况不同法令均可适用而量刑不同等。然而，该诏虽下，实践中并未获得良好效果，致“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文帝时期更是形成了“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执法状况。由此，景帝就疑狱问题继续下诏，认为“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奉行不可轻率断狱原则，扩大疑狱范围，即“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据法有罪而人心不服的疑案，也需要奏谳上报，实际上是通过该程序对律法的规范性进行重新考核乃至修正。

　　最后，审慎适用比附。《疑狱诏》中记载“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即奏谳时需比附律令用以增强审判者决断依据。汉初时比附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比附针对“法无正条”案件；第二，比附适用的是律令，而非其他文件书籍；第三，比附处理的案件、疑难案件需逐级上报，由上级审查比附律令是否准确、恰当。由此可见，汉初统治者对比附案件仍持较为审慎态度。然而，至汉中后期，比附被滥用，致“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的恶劣情况，其原因之一或亦为后期的比附未能施行层报，未能实现制度上的规范和程序上的约束。

　　从《疑狱诏》中我们可感知到，汉初统治者为适应社会经济变化，从立法思想、法律渊源到断案技术不断更进与完善，体现了初步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而汉代法律制度也为之后中华封建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亦有所启示。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疑狱奏谳的疑案范围扩大至“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借鉴这一变化，若某法律条文因制定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继续适用将明显有违公平正义，导致案件审判结果无法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统一的，或许可以考虑将此类案件亦纳入“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范围内，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或确立规则。此外，对于一些同时存在“诉讼主客场”问题的案件，下级法院主动上报提级管辖可能积极性不高，上级法院依职权提级管辖的案件发现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与细化，或可通过一体化平台或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主动筛别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提级管辖等方式也可以加以完善，从而进一步加强上下级法院审级良性互动。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