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为了彻底消除秦朝暴政的影响，在法制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挟书律》是秦始皇在进行焚书时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而实行的一项法令，主要内容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民间如有私藏《诗》《书》和百家书籍者族诛。秦统一六国后继续采取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六国遗民的亡国之恨加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的余波，各种对秦不满的言论在社会上不断发酵传播。秦相李斯上书秦始皇建议将除了《秦记》之外的书全部烧毁，并且禁止百姓私藏《诗》《书》等著作。

　　《挟书律》的废止，意味着法家学派以外的其他著作也可以在民间流传，于是儒家、道家的学说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复兴，特别是黄老学说，对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高皇后吕雉掌权后，又下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夷三族”可谓秦朝最惨无人道的刑罚，直到西汉初年仍被广泛使用，不仅犯罪者本人要被处死，往上一代的直系亲属、往下一代的直系亲属、与自己同辈的配偶及兄弟姐妹都难逃一死。汉高祖刘邦驾崩后，吕雉突然宣布废除三族罪，意味着可以避免很多无辜之冤。“妖言”就是发表不当言论、诽谤统治者，“妖言令”出现在战国时期，是指对诽谤统治者、发表不当言论的人处以极刑。废除“妖言令”意味着有关政治的谣言将不会再被追查。

　　上述这些法制改革措施，极大促进了思想活跃、推动了文化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自由得到充分释放，但总体上讲，汉初的法律还带有明显的秦朝烙印，大部分刑罚措施还相当严厉。此外，汉初还保留了一些刑罚的连坐形式，例如收孥之刑，“孥”是指妻子和儿子，这种连坐形式是将犯人的家人收官为奴，这样的刑罚被称为“孥戮”；还有一种刑罚措施叫作“籍没”，不仅会将罪犯的家人收官为奴，取消户籍，罪犯的全部财产也会被没收充公。

　　到了汉文帝时期，汉朝的刑罚制度从重到轻有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改革。汉文帝登基后三个月，就下令废除“收孥相坐律”。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刚开始丞相周勃、陈平等人受法家重刑理论的影响，认为采用连坐的办法可以让老百姓互相监督，不敢以身试法，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坚决不同意废除“收孥相坐律”。但文帝认为法令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准绳，如果犯罪的人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却还要因此而被定罪，甚至被收为奴婢，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在文帝的坚持下，各种拘执罪犯家属为奴婢以及各种相连坐的律令最终被废除。

　　不久后，文帝又宣布废除自秦朝沿袭下来的“诽谤律”，因为文帝认为诽谤罪的存在会使得很多大臣不敢讲实话，这不利于皇帝了解实情、引贤纳谏。比如，老百姓愚昧无知诅咒皇帝，官员们慑于这是大不敬的罪行，要么互相包庇隐瞒，要么相互告发，因此这样的法律条文应该废除。

　　上述这些措施都不过是大变革的前奏而已，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发生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淳于缇萦为救父亲上书汉文帝，直接促使汉文帝下诏废除肉刑。此外，汉文帝还有一项创举，他规定：“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意思是根据罪犯所犯罪行的轻重，确定不同的刑期，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罪犯没有逃跑，就可以不用再执行相应的刑罚。而在此之前的刑罚，是没有规定具体刑期的，除非得到赦免，否则罪犯的死期就是他的刑期，汉文帝的创举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有期徒刑”。

　　汉景帝即位后，在文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减刑改革。文景二帝的刑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基本上废除了此前沿用数千年之久的黥刑、劓刑和刖刑。从此除了死刑犯之外，其他的罪犯基本可以保持其身体的完整。另外，这次改革还体现了统治者对刑罚功能态度的转变，之前“轻罪重罚”，注重的是刑罚的惩戒作用，而从汉文帝的改革可以看出，刑罚的目的不仅是处罚犯罪人，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改造犯罪人，要给他们重新做人、改邪归正的机会。这样的理念是十分先进的，欧洲直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这样的思想。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