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守东

　　孔子不仅要求从君主到他的学生都要遵礼而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而且，他还把礼用到外交方面，著名的例子就是齐鲁夹谷会盟。

　　据《左传·定公十年》记载，身为鲁国司寇即大法官的孔子在夹谷会盟出任鲁君相礼，即司仪。会盟之前，齐大夫犁弥告诉齐景公，孔丘知礼而无勇，如果让会盟之地被齐国征服的莱人士兵趁会盟之际劫持鲁定公，即可迫使鲁国在会盟中对齐国言听计从。当齐国让本属东夷的莱人士兵以乐舞为名舞刀弄棒时，孔子一边让鲁定公后撤，一边让鲁国士兵准备迎敌，并质问景公：“两国友好会盟，却让这些夷狄来捣乱，您还怎么号令诸侯？外人不得图谋中原，夷狄不可扰乱华夏，俘虏不该干预会盟，兵卒不应逼人交好，否则对神不祥，于德有损，对人失礼，这一定不是您想要的！”景公听了这番话，急忙叫莱人避开。

　　即将举行盟誓时，齐人在盟书上写道：“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即按此盟誓惩罚。”孔子让鲁大夫兹无还作揖回答说：“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郓、讙、龟阴之地，还让我们随齐国出征，也要按盟约受罚。”

　　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鲁定公。孔子对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说：“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章制度，您没听说过吗？盟约已结，而又准备设享礼招待，等于给办事人员添麻烦。况且牺尊、象尊这样用于礼仪场合的酒器不可以出国门，需要使用钟、磬的乐曲也不适合在野外演奏。为举办享礼而备齐这些东西，不合礼仪；如果没有这些酒器和乐器就来招待国君，无异于用秕谷、稗草羞辱他，这样做既不合礼仪，名声也不好，您图什么呢？享礼本是用来昭示德行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如不举办。”于是景公未行“享礼”。

　　又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会盟之后，景公批评犁弥：“鲁（孔子）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结果，齐国归还以前占领的鲁地表示谢罪。

　　孔子在夹谷会盟的表现足以说明，对他而言，礼不仅是坐而论道的理论，也是活生生的行为规范，无论是个人的日常言行，还是婚姻等终身大事，乃至外交，都要以礼为准。面对不惜以夷狄的武力相要挟的齐国，孔子不卑不亢，以礼相抗，以礼之文胜蛮夷之武，彰显“孔子外交”的“和为贵”之道。结果，本想以武力逼鲁就范的齐国，反而被迫回到周礼的框架内处理与鲁国的关系。孔子以礼的唇枪舌剑，击败了齐国的刀枪剑戟，维护了鲁君的尊严，要回了鲁国的土地，保持了两国的和平。

　　夹谷会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仪也不等于就是迂腐的陈规，仍然可以被激活成“活法”，活生生的“国际法”，充当化干戈为玉帛的媒介。由此可见，“法律”的权威性固然系于白纸黑字，而其生命力却有赖于恰如其分的应用。

　　其实，齐国自己就曾以违礼为由讨伐另一个强国——楚国。根据《左传·僖公四年》，在离夹谷会盟一个半世纪前，即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率领齐、鲁、宋、卫、郑、陈、许、曹借讨伐蔡国之机逼近楚国边境，楚王派大臣屈完责问齐桓公：楚国与齐国一南一北，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涉足我国领土？

　　管仲代表齐桓公回敬说：“过去齐国姜太公受召公委托，为辅佐周王有权讨伐不服的诸侯。楚国已多年不向周王进贡祭祀用的包茅。而且，从前周昭王南征没有回来。现在我们就是为这两件事而来！”屈完答道：“没有进贡包茅是我们君主的罪过，以后进贡就是；至于昭王当年淹死的事情，你们该到汉水边去打听，与我们何干！”然而齐国并未因此退兵。直到夏天，屈完再次奉差出使齐国联军，桓公以联军攻无不克相要挟，屈完则一方面规劝桓公“以德绥（安抚）诸侯”，另一方面表示楚国会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抗击联军，警告桓公武力不能服人。齐国指责楚国亏礼，楚国规劝齐国以“德”服人，说明在那个还不能像战国后期强秦那样单凭武力一统天下的时代，德与礼仍然是强国之间和平外交的不二法门。何况，齐楚两国都知道，那时谁也没有武力征服对方的实力，于是双方以盟誓的法律手段彼此妥协。后来，楚王派屈完带包茅朝见周王，表示对王室的尊重。

　　夹谷会盟与包茅之贡的例子都说明，西周的传统礼仪与春秋时期盛行的盟誓制度在“国际”外交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国际法”作用。

　　（文章节选自张守东《传统中国法叙事》，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