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伟 闫强乐

　　中国古代的大赦本来是对于犯罪人“罪”的赦免，但有些时候（比如唐宋时期），有的皇帝特别仁慈，不仅是罪过，连民事上的债务也一并赦免了。唐宋时期的这类民事赦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于欠负官物的赦免，比如商税、地税及其他欠负的官物等。除对于当年租税的减免之外，还有皇帝干脆借大赦之机赦免百姓欠负之官物。

　　唐代的大赦，还有对于违约不偿还处罚的赦免。本来《唐律疏议》规定的是，如果无利息的借贷，到期违约不偿还的，最高可以处以一年的徒刑。但是如果遇上大赦，则刑罚就可以免除了，当然债还是要还的。如果仍然不偿还，再处罚的幅度就按照大赦后的日期重新计算。所以，也有人认为，这种免罚的恩赦，对于无力偿还欠债的百姓而言，也不过是一纸虚文罢了，并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所以说所谓的赦免官物，有时可能也只是落在口头上或纸面上一种好听的言辞罢了，真正到了基层官府，该关押的关押，可能并不真的就按照赦书，全部释放，免除债务。严重者甚至是“父死子囚”，刑罚的严苛几乎超过了杀人重罪，完全不合情理。

　　后来，朝廷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颁布了一些诏令，意图解决百姓欠负官物，长期遭受监禁的问题。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二月的诏令就明确说，对于囚禁多年，家财已经耗尽，或者债务人自己亡故，难以追讨等情况，要有所体恤，按照实际情况报告，不允许滥罚，不允许随意监禁。除下诏禁止囚禁欠负官物的人以外，有时也会延展债务偿还的期限。唐代的皇帝为了体恤百姓，经常在农事歉收时，下诏停征一切公私债务。

　　但不能不说，这类“停征”，也不过是唐宋皇帝偶尔的慈悲罢了，而且还只是暂停征收，并非就完全免除百姓的债务，也就是说等到来年有收成后，仍然要按照原定的数额和方式继续偿还。无论是禁止随意囚禁负债的老百姓，还是延展偿债的期限，百姓实际的债务压力并没有减轻，最为彻底的办法还是下诏直接免除负债，这样的诏令不是没有，但相对很少，而且实效往往很有限。

　　与此相应的另一类大赦就是对于民间私债的免除。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就是对于私债的赦免，这份大赦文书说，凡是在城内欠负私人债务长达十年以上，债务人及原契约中的保人都已亡故，又没有其他财产可以追讨的，一概免除。皇帝大赦时候，往往连带减免百姓的租税，但上述大赦竟然干涉民间私人之间的债务，确实是中国大赦的一大特色。

　　为了排除皇帝恩赦的效力，减少相关的风险，保证债权人的利益不因恩赦而受到损害，唐宋及其之后的卖地、卖房、卖身、典当、借贷和租佃等部分契约中，常常明确约定了“中间或有恩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中间遇有恩赦，亦不在论限”等担保字样，以此来确保债权人的权益免遭损害。

　　不仅仅是借贷契约，其他的比如租佃契约、人口买卖契约，都有类似的恩赦排除条款，尤其是买卖土地宅舍的契约最多。但是，唐代的实际情形是，皇帝的赦书，大多数只是免除债务的恩德，对于民间的买卖行为一般是不应构成任何损害，于是就有了疑问，那为何这些买卖契约要多此一举，写上恩赦排除条款呢？其实有一种可能是，这些附带恩赦排除条款的，并非真正的买卖契约，而大多是以买卖契约作为伪装的借贷契约，其实质仍然为借贷。债权人为了逃避官府对于利率等的限制，便会要求债务人以买卖的方式，将土地宅舍转让作为抵债。因此，债权人为了防止皇帝大赦损害到他的权益，就在买卖契约中附带了这种恩赦条款。

　　如果皇帝的赦免诏令与恩赦排除条款发生冲突，哪一个效力强呢？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要知道答案，就必须借助于实际的纠纷或判例来看，刚好敦煌文书中也有这样一宗纠纷，很能说明问题。在《丁丑年（977年）金银匠翟信子等状并判词》中，金银匠人翟信子等三人于甲戌年（974年）向高康子借麦三硕，当年秋天本利已经达六硕，其时偿还一硕二斗。乙亥年（975年）本利累计达到九硕六斗，丙子年（976年）偿还了七硕六斗，尚余下二硕未还。丁丑年刚好遇上大赦，“矜割旧年宿债”，但高康子不肯赦免二硕的债务。于是翟信子等就告上了官府。最后裁判的结果是翟信子等三人的债务是宿债，因此按照皇帝的诏令，不需要再偿还二硕的麦。在这个案例中，翟信子与高康子按照习惯是订立了排除恩赦的契约的，但是，最后还是被判决不得排除恩赦适用，不需继续偿还债务，这也说明了，真正到了官府，朝廷政令的效力，显然还是高于民间的私约。

　　本来，官有政法，民从私约，二者互相平行，互不干涉。但是，古代对于公、私的领域，并没有完全清楚地区分开来。私人债权经常得不到官府朝廷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或许也是导致民间“畏讼、贱讼”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契约、婚姻这些民事纠纷而言。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