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定宇

　　“于家村”之所以蜚声海内，是因为该村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都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谦的后代。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役”中兵败被俘，是于谦坚决反对“迁都”，并亲自指挥了“北京保卫战”，逼使蒙古瓦剌军队送还了英宗等俘虏。但英宗回到京城后，却发动“东门之变”，并以“谋逆”之罪判决于谦“弃市”。

　　于谦18岁时曾作一诗《石灰吟》，诗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蒙难后，其妻儿或被流放边疆，或是下落不明，其遗骸被同僚安葬在杭州西湖岳飞墓的附近。世人皆以为此诗已成为于谦的千古绝唱。但岂料，五百多年之后，在“太行八陉”旁边的一个石头村里，却传出了此地还聚居着于谦后代1600多人的好消息。这个消息在当时震动了中国的史学界。

　　相传此村的创始人是于谦的长孙于有道及其三弟于南道。五百多年前，于谦被害后，其家属流散四方，其中，于有道两兄弟逃到了太行山深处。后来，两兄弟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用石头盖起了四间房屋，垒起了几块梯田，开始定居下来。几经风雨沧桑，他们世世代代“就地取材”，用山上的乱石筑造房屋、铺设道路、修整梯田和凿制生活用具，从而，在这个名副其实的“石头村”里，抒写着一部如石头般朴实、坚强的生存史诗。石头村中有一座“博物馆”，而这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是在别处从未见过的、三十多面石碑上刻着的“村规民约”。

　　考“村规民约”之风的兴起，是以明太祖朱元璋“乡村普法”运动时期为开端、而以于谦被平反的成化、弘治年间为盛。太行山的东麓，由于地势高亢、溪流稀少，因而大多干旱缺水。于家村的先民在建村之初，主要靠在山上开挖水池、蓄积雨水来解决用水问题。据说，明成化年间（即明中期），于家村的先民们便制定了《水规》，规定村民的污水必须往自家院里流，勿使流到街道上来污染环境。据说五百多年来，于家村制定了“村规”一百余项、立石碑两百多座，现今收藏在“石头村博物馆”里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博物馆的众多石碑中，我特别注重的是三面：第一面石碑，是制定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禁山林碑》。原来，在于家村南面的南山上，有一片广阔的黄栌树林，每逢秋风起，这儿便是“漫山红叶红满天”。为了保护这片美丽的自然风景，更为了保护这一大片天然的水源涵养林，三百五十多年前，于家村的村民们就在南山脚下竖立了这块《禁山林碑》。碑文明确宣示：南山上禁止砍伐树木、禁止放牧牛羊、禁止燃点山火。违反者，毁一罚十。纵火者，经长老议决，赶出村子。而村民们也人人自觉遵守这些禁约，自觉爱护这南山上的一草一木，因此，数百年来，这南山上便从未发生过一宗山火事故，而石头村的村民们，便得以岁岁平安地、诗意地“栖居”在那漫山的红叶之中。

　　第二面石碑，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所立的《柳池禁约碑》。原来，乾隆年间，随着于家村人口的增多，原来的蓄水池不够用了，为取水而引起的邻里纷争、村民诉讼甚至乡村械斗时有发生。为了平息纠纷，共度时艰，于家村便在村中最大的蓄水池——“柳池”的池畔竖起了一座《柳池禁约碑》，碑文规定：“每年挖池，按门出工，除独夫、孤子、寡妇、病家外，有失误者，一工罚五十钱。”为防止“门多人众，取水不公”，又作出约定：从今以后，“每家吃水许一瓮，取冰许两担。有多积者，一瓮水罚钱五十，一担冰罚钱二十，一切罚钱，池中公用”。这《柳池禁约碑》既立约公平，又照顾了困难群体，既体现了乡村世代相传的自然法理，又恢复了社会里的秩序和谐。

　　而第三面石碑，则是清朝后期一面“禁赌”的《整饬村规碑》。原来，19世纪末年，西方侵略势力纷纷在石家庄和井陉县修筑铁路，设厂、开矿，一些奸民亦乘机而开烟设赌，令社会风气一时变得大坏。当时，河北各县都制定了许多“禁赌”的“村规民约”，但于家村的却显得别具特色：它并不像各地村规那样，单纯依靠官方“王法”的暴力去禁赌，而是依靠祖宗于谦的遗训——“清清白白地做人”的教化，及依靠传统文艺的力量，去遏制赌风对纯朴民风的侵蚀。该面碑文载明：“发现有人赌博者，要罚花钱请戏班唱三天三夜的大戏。”唱的戏文，都是些忠、孝、节、义等传统曲目。“如有因赌博欠债而偷盗公私财产者”，则由长老议决，“驱逐出村”，永世不得复归本宗。

　　曾有村民沉迷于赌博屡教不改，全村的村民便把他驱逐出村。所以，五百多年以来，石头村的民风，便一直如太行山的山风一样——刚毅凛冽，而又清凉清新。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