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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官文史职守的形成
光明日报 2021-08-24

  “史”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认为“史”有四义:用如事,事业之意;任事者之称;用如使,令也;一期贞人名。史实为事之初文,后世复分化孳乳为史、吏、使等字。

  首先,史巫瞽不分,史义由生产之事发展为保障生产之事。文史职守由此萌芽。

  早期社会自然崇拜为社会主流观念,生产之事由直接的生产活动逐渐扩展到保障生产的各种活动,如祷祝、歌舞、医疗等巫术、宗教活动和观象制历、教授农时等天文活动,这也是后来的史巫瞽具有诸多交叉职责、造成巫史瞽史并称的原因。早期文献中有名的大巫如重、黎、羲、和等,其实都兼史职,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在追述自家的史官传承时就从重、黎“世序天地”说起,而《国语》中关于重、黎的记载也印证了司马迁的说法。史与瞽亦有密切联系,瞽史一词经常在古籍中并列出现。《国语·周语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韦昭注:“瞽,乐太师,掌知音乐风气……史,太史,掌抱天时,与太师同车,皆知天道。”瞽史之知天道,反映在具体职掌上,就是听风制历、教授农时,为生产服务。瞽史知天道,反映了早期社会瞽史同质不分的状态。巫史瞽三者都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巫又取义于鼓,周策纵就根据巫舞活动推断出“巫彭”“巫相”皆取义于鼓,说明了巫与鼓的关系。(《古巫医与“六诗”考》)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亦云:“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盖在上古之世……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瞽则是一种患先天性眼疾而失明的乐官,其名亦取义于鼓,郑玄引郑司农注《周礼·春官·乐师》云:“瞽当为鼓,臯当为告,呼击鼓者,又告当舞者持鼓与舞俱来也。”史则需要通过音律风土以观象制历、教授农时,如《国语·周语上》:“古者,太史顺时覛土……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覛,视也……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无论是“世序天地”还是“知天道”,目的都是为了通过理顺社会生产关系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围绕着这个目的,事由单纯的生产之事发展为保障生产的一系列活动之事。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是实现目的最重要的手段。巫瞽史的音乐才能和职掌,使他们在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里成为神话历史的主要载体,如《周礼·春官》中规定瞽矇专以讽诵历史为职责,《国语·周语上》提到“瞽献曲”。同时,在口头传唱神话历史的过程中,巫瞽史也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客观上也是一种文学活动。史又由于观测天象的需要,有着保持长期观测记录的习惯,在古人观念中,天文与人事须臾不可分,两者相互联系,因此史在记录天象的同时,往往也将君王言语和人事情况一并记录下来,口耳相传,客观上形成了后世之史记言记事的先声。“绝地天通”之后,拥有更有阐释权的史官开始掌握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并逐渐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演化为掌握、使用和传播知识的精英阶层,士由此产生,文史职守也由此萌芽。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为“事”古假借为士字,并引《诗经·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事”毛《传》:“事、士也。”“事”与“士”的相互假借也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

  其次,巫史分流、瞽史分流,史职开始独立和明确,虽仍然带着与巫职和瞽职交叉的职掌,文史职守日渐重要。

  与早期社会巫瞽史一体不同,到了商代,史的名字不仅频繁出现,而且史官体系已经形成。据陈梦家统计,见于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史官有近二十种(《殷墟卜辞综述》)。周代的史官体系不仅更加庞大,也更加复杂和完备,据许兆昌统计,共九类二十九个,如果加上不可知其具体职事的史官名称,则可达四十几种之多(《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尽管由于社会的发展,巫瞽史的职掌不断分化,但商周二代中史的职掌仍然与巫和瞽有很多交集,史官依然承载着巫瞽的诸多职能,商周两代史官体系的庞大和复杂正反映了这一点。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看,先秦史官的职掌非常多,主要有:天官事务,如占卜、制历、祭祀、禳灾、主持典礼;监察事务,如记诵往事以监察君王、臣民;文史事务,如记言、记事、起草及宣读文告、起草和保管契约盟誓、管理文字;军事事务,如训练军队、参与作战。在这个阶段,史官职守尽管繁杂多样,但其职务体系中,天官事务是最基础和核心的,具有本源性质。天官事务既有与巫、瞽交叉的一面,又有对巫、瞽超越的一面。天官事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内容和科技知识,同时又学习天道以规范人伦,具有实用性的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引社会的发展,相对巫术和早期宗教来说,更为理性,因此,早期史官凭着对原始科学的经验积累和规范人伦的职守,不断推进早期社会的天道意识,并在早期社会的文明发展中逐渐脱离、取代了巫、瞽,成为天道的解释权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追溯家族历史时提到的“世序天地”,从表面上看,是观象制历、识别天时,占卜龟筮、蠡测神意等天官事务,背后的含意却是早期史官以自己的口头和文字记录解释天道意识,维护社会秩序,指导人们顺时而动、趋吉避凶,为后来的文史之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史官负责掌故监察,对传说和古籍非常熟稔,在文字发明之后又负责管理文字,他们在履行监察职责时经常需要讲述掌故,并用文字记录下来,由此进一步发展了文史职事。

  再次,文史职守凸显,记言记事成为史官主要职掌,早期书写活动遂成为先秦史职最重要的内容。

  商周之后,史官的天官职掌逐渐淡化而文史职务愈发重要,对早期文学的发展和文体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借助文字力量,维护王朝统治,史官的书写制度由此形成,正如《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史官为了监察君王、维持礼制的需要,在长期的记言记事中逐渐形成了诸如《尚书》《逸周书》《春秋》《国语》《左传》之类的史传文体;书写盟誓的同时也创造和规范了盟誓文体;撰写策命,则是策命文体产生的源头;撰写文告,是公文文体的渊薮;保管和整理文献档案,后来发展为汇编史著的文体活动。清胡匡衷《仪礼释官·燕礼》曰:“《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说文》:祭主赞词者。古者通谓掌文辞之官为史,故祝称祝史,《聘礼》记云‘辞多则史’,《金滕》云‘史乃册祝’是也。”认为祝掌六辞,其职责与掌文辞的史官相通,而六祝之辞又是六种文体,从中间接地提示了史与文体之间的联系。除了文史事务,史的典礼事务对早期文体的发生发展同样意义非凡。史在主持礼仪活动过程中,需要承担制作和宣读各种与礼仪活动相对应的文辞,这些文辞规范之后,就成为文体。《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辩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谥是谥号,诔是概述死者一生的主要德行和功绩,进行总结,就是一种在礼仪活动中的文辞。这种文辞仪式化、规范化之后就成了专门文体。

  先秦史官很难根据其职掌进行泾渭分明的分类,看似散漫的史官体系,内部组织关系却是极其周密。正是其周密有序的运转,产生了诸多早期文学活动和早期文体。若我们把巫瞽史并列为口传时代主要的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那么史就是书写时代的早期文学活动中最主要的创造者和文化传播者。史正是在这种早期文学活动的过程中,使其本义所赋予的神秘色彩不断弱化,慢慢演变成为最重要的文职官员之一,以至于后代如许慎等学者直接将史释为“记事记言者”。

  (作者:林训涛,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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