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法律规范形式是制定法。自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起，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制定了以律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由于成文法立法的不足及社会形势的纷繁复杂，导致成文法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与现实生活脱节，因而自春秋战国开始，作为制定法补充形式的判例开始萌芽，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的发展变化，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判例制度。

　　廷行事——秦朝的判例

　　早在商代，便已出现了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至春秋战国时期，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只是判例制度的萌芽，随着秦汉时期审判组织的发达和诉讼活动的规范化，判例正式出现。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即判案成例。据《汉书》记载，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这里的‘事’即廷行事，就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有廷行事关于记载。

　　决事比——汉代的判例

　　在汉代，判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如《汉书》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所谓决事比，据《周礼》贾公颜疏：“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 它是在法律阙如的前提下，依据先例、成事或者儒家经义来处理案件。在西汉时期，决事比的运用非常广泛。

　　汉代的判例，由于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被赋予全新的时代特征。据《后汉书》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判例区别于秦代判例的地方。

　　例——唐代的判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成文法尚且无法遵行，判例就更难被应用了。唐代除了律、令、格、式四种基本法律形式外，还出现了典、敕、例等新的法律形式。例在司法实践中起着判例的作用，补充成文法的不足。但由于唐朝的成文法高度发达，特别反对用例来破坏法律，唐玄宗曾下诏：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所以判例的作用相对减小。

　　断例——宋代的判例

　　宋朝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判例，“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宋代判例弥补了制定法的漏洞，进一步加深了司法官吏对制定法的理解，有利于制定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为了规范例的援用及防止“引例破法”的现象，宋朝加强了编例的工作，对断例进行修改删定，以适应社会需要，于是出现了断例，也称之为“书判”。

　　宋代的“书判”，来源于唐代选择官吏的四种标准之一—“判”，即判词。一般是由官府出题，提出一个假设的案例，由应试者作判，到了北宋，书判作为文体的一种，其性质仍未改变。这种判词，案例是虚构的，评判好坏的侧重点在于遣词造句、引经据典能力的大小，使书判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由于书判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从北宋时起，开始出现两种新的整理研究书判的方法。一种是一些士大夫将前代明敏断狱、平反冤案的记载汇集成书。较早的有《疑狱集》，后来的有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另一种是一些士大夫将自己的判词收集保存起来，编入自己的文集，传于后世。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有49位作者的书判。

　　断例——元代的判例

　　元朝不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判例，其法典中判例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元朝的《大元通制》由条格、诏制、断例三部分组成，其中条格、断例占有绝对优势，它将大量的唐、宋律文以“断例”的形式为其所用，并造成了“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局面。

　　《大诰》与《问刑条例》——明代的判例

　　《大明律》颁行以后，朱元璋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因此为了在不变更成文法律的情况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明朝特别注重例的编定与适用。

　　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间亲自采集“官民过犯”之案件，相继编成《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合称《明大诰》。《大诰》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但因重典治国只可收效于一时，所以建文、仁宗、宣宗、英宗即位时都宣布“诸司所问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断，不许深文，违者治罪”，实际上废除了《大诰》。

　　由于《大明律》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明代中叶以后，明朝君臣开始在律典之外修订以《问刑条例》为代表的各种条例，包括弘治《问刑条例》、嘉靖《问刑条例》、万历《问刑条例》。《问刑条例》是明朝中后期重要的立法活动，它不仅突破了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而且使刑事条例规范、划一，纠正了过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病，使其真正起到“以例补律”的作用。

　　例——清代的判例

　　清承明制，律外制例，以例辅律，律例并行，使例成为清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清朝采用律、例合编的形式。从清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到康熙朝将《刑部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内，再到雍正朝的《大清律集解》和乾隆朝的《大清律例》，都采取了律、例合编的形式。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编成后，后世再未对律文进行实质性的修正，只用增加新例来弥补律文的不足。由于例的形式灵活，便于随时将统治者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因而乾隆十一年年确定了“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制度，至同治五年修例时，例竟由乾隆五年的1049条增至1892条。由于例的数量急剧膨胀，形成了“以例代律”的局面，“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即多成空文。”

　　我国古代特别注重成文法的修订，历朝历代都形成了以律典为核心的完备的成文法体系，成文法的完备使判例存在的空间非常狭窄，我国古代虽有判例，但没有形成判例法。但是，判例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上升为成文法。判例入律，由皇权予以确认。到封建社会末期， 判例开始入律。

　　研究古代判例制度，对我们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在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尚不完备、适用法律有难度的情况下，应该加强判例的作用。二是实施判例法必须慎重。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决定了法官没有立法权，只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在没有法律条文可循的情况下，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定、公布判例，补充立法的不足是十分重要的。（作者：余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