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著有《白氏长庆集》，其中含有判词一百多道，在当时影响很大。同时代诗人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序，写道“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赞扬白居易撰写上类文稿时论理透彻。读了《全唐文》卷672所载白居易“武用文士判（也称军令门下）”的判词，加深了对元稹“剖判长于尽”这一评语的理解。

　　“得军帅选将，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诘其无武艺。帅云：取其谋也。”即军中主帅选拔将领时，多用儒士。兵部以儒士没有武艺在身而追问查究。主帅答复，用儒士为将是看重其谋略。

　　对这样一个事实，白居易所撰的判词，层层递进、步步深入，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可谓言尽理透。

　　一是申明武夫与儒士的根本区别。“忘身死节，诚重武夫；制敌伐谋，则先儒士。将筹策而可尚，奚骑射之足称？”即单打独斗，舍生忘死，当然要重视武艺高超之士；而制定攻伐谋略，则要重用儒士。儒将运筹设策值得尊崇，不一定还要他们能骑马射箭。

　　二是称职的武将应具备“七德”。“军帅明以知兵，精于选将：以为弯弧学剑，用无出于一夫；悦《礼》敦《诗》，道可宏于七德。”即军帅既知兵又会选将，因为他懂得：只知拉弓持剑的武夫，其用处无非是独夫一个；饱读诗书、明史达理的儒士，可以宏大武将的七德。这里涉及“武有七德”一词，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说的是，武将应能禁止强暴、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

　　三是武将应着力“功”与“理”。“功宜保大，理贵从长。若王师之有征，以谋则可；苟戎略之无取，虽艺何为？”即武将建功立业，重要的是保卫国家社稷，武将最可贵的是从长计议、谋划战略全局。如此看来，若军队出征，儒士为将就会筹谋策划，假使武夫为将拿不出作战方略，空有一身武艺又有何用！

　　四是史上早有明确的选将典范。“况晋谋中军，选于义府；汉求上将，举在儒流。岂惟我武惟扬，诚亦斯文不坠。”即晋文公挑选既有军事韬略，又有政治头脑，能筹谋策虑、能临阵指挥的先轸任中军元帅，他先后统率三军击败楚军与秦军，为晋文公建立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秦末楚怀王选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宋义曾对项羽说：“夫击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这两个典故说的是儒士必能彰显王威，不辱使命。

　　五是结论：军帅能军，兵部辱国。“元戎举将，未爽能军；兵部执言，恐为辱国。”即主帅选拔有德的儒将，毫无差错，说明他是善于选拔将领、带兵打仗的主帅。相反，如依兵部所言，恐怕要招致丧地辱国的严重后果。这一结论，最能体现作者“剖判长于尽”的特色，本来说到兵部所言不妥就可以止住了，但作者没有停笔，而是继续假设，称按照兵部主张一律选武夫为将，一旦发生战事，定会一败涂地，必然会失国家尊严。

　　可以说，白居易的上述判词具有以文论道、以理证道的特点。宋代洪迈曾说：“读之愈多，使人不厌”；“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

　　看来，无论古今能写出一手好判词，是法官的硬功夫，凡经典的判词并不仅仅在于文字如何讲究，而是说理要透彻，以严谨逻辑、完整分析、明明白白地告诉当事人，为何如此认定事实，为何如此适用法条，让当事人一清二楚。为达此目的，“剖判长于尽”是必需的。（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左连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