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中琴

　　康熙四十六年，黄河暴涨，河堤决口，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康熙帝急召诸王大臣议事，太子胤礽面对询问毫无头绪，四阿哥胤禛（后来的雍正帝）则全权督办治理水患，最终赢得民心。这是《雍正王朝》中的一段剧情。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从公元前1766年到1937年，三千七百余年间，有记载的水灾共一千余次。面对如此频繁的灾情，我国古人一步步摸索出一套“报灾、勘灾、赈济、问责”的法律链条。

　　秦代：报灾入律，开律例之先

　　早在先秦时就有灾情报送的规定。《秦律十八种·田律》记载：地方官遇上灾害，距离近的县要派走得快的人步行递送，距离远的县要通过驿站上报。《田律》还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这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期的生态保护条款，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意识到，乱砍滥伐、堵塞河渠可能招来水患。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了一则官员不作为的案例：“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论何也？当迁。”啬夫是秦代乡官，负责听讼和收税。这个例子揭示了秦代救灾律法的重要原则：官员不认真履职本身就是犯罪。

　　唐代：定标明罚，立减灾之规

　　到了唐朝，救灾就写进了法典。《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贞元十九年（803年），京畿大旱，京兆尹李实为了政绩却谎报灾情。监察御史韩愈下乡察看灾情后愤然上书，结果反被陷害贬为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顺宗即位并大赦天下，韩愈因此获赦，李实也在同一年被贬为通州长史，离京时还遭百姓“以瓦砾围堵”。开元十三年（725年），黄河决口，沿河刺史大多害怕擅自行动导致朝廷问责，而济州刺史裴耀卿率先组织百姓抢修堤防，他“俯临决河，躬自护作”，不懈努力保住了全境农田，济州父老为此给他立了功德碑以感念他的功绩。

　　金代：颁发专防令，定专项之规

　　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它把中央和地方的河防职责进行了划分，要求沿河官员在汛期要轮流“守涨”。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引起水灾，金世宗派都水监梁肃实地勘察。梁肃实地勘察后没用“堵决口”的老套路，而是因地制宜拿出了“分流减灾”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治水效果。法律赋予官员的不光是权力，更是临危决断的责任。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廷采纳御史台建议，把沿河各府州县长官的官衔里都加上“管勾河防事”，任内治河有方的，论功行赏；守护不牢的，依律问责。

　　清代：集制大成，成救荒之备

　　清朝时救灾的规定已经比较成熟。《大清律例》规定，官吏不亲自下田勘察，把熟地报成荒地、把荒地报成熟地，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贪污赈灾钱粮的，照贪官例，革职拿问。嘉庆十三年（1808年）淮扬发大水，新科进士李毓昌被派到山阳县查赈。知县王伸汉贪污赈银两万多两，见李毓昌查得紧，竟买通随从下毒杀人，还伪造了自缢现场。山阳县、淮安府两级查验后，居然认定是李毓昌私放赈灾票而自缢身亡。幸亏李毓昌的叔父在遗物里翻出半页残稿，上面写着“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李家越级告状，惊动了嘉庆帝，他亲自督办。后王伸汉被判斩立决，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一干大员被革职查办。这说明就算制度再严密，仍需要良心官员的执行。

　　从秦代的报灾起步，到唐代的律令细化，再到金代的专门立法，最后到清代的救灾体系，中国古人用漫长的时间，搭起了一套以程序规范和官员责任为核心的灾害应对法律框架。但历史同样反复提醒我们：法律的生命全在落实，责任的关键全在担当。古人在灾害应对中积攒下来的法治智慧，至今仍为我们的应急法治建设提供着宝贵的历史经验。用法律防灾减灾，古今同理，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