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用“十恶不赦”来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这说明在古代“十恶”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也是国家重点惩治的对象。虽然“十恶”的概念形成得比较晚，到隋朝时才正式确定下来，但是其中包含的重罪类型却早已有之。

　　《周礼》中就归纳出“乡八刑”作为国家重点惩治的犯罪，这八种犯罪分别是：不孝（对父母不孝顺）、不睦（与族人不和睦）、不姻（与姻亲不团结）、不弟（与兄弟不友爱）、不任（对朋友不信任）、不恤（对弱者不同情）、造言（造谣）和乱民（暴乱）。在秦汉时期，像“谋反”“大不敬”“不孝”“内乱”“大逆无道”等，也都是重罪。以“不孝”为例，在秦朝如果父亲状告儿子不孝，既不需要证人证言，也不用经过通常的程序，官府就可以直接把儿子抓起来进行审问。

　　北齐时期，《北齐律》系统地将这些重罪归纳为“重罪十条”。据《隋书·刑法志》记载：“（北齐律）有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了这十类罪，一律从重严惩，并且这十种犯罪不得享受大赦的待遇，也不得享受“八议”“例减”“赎刑”等特权。

　　隋朝《开皇律》中的“十恶”在继承北齐“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首先，将“重罪十条”的叫法改为“十恶”。将重大的犯罪行为称为“罪”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而隋朝打破这一惯例，首创“十恶”的叫法。“恶”具有一种道德评价的意味，与传统“礼法合一”的趋势相适应。其次，将“降”并入“叛”中，不再单列，并增加“不睦”。这一改变体现出“十恶”中关于国家利益的条目在减少，而关于家庭伦理的条目在增多。最后，在“反逆”“大逆”和“叛”这三项罪名之前增加了一个“谋”字，这反映出隋朝对危害国家政权和皇权行为的警惕，对于这类行为，不仅要惩罚“已行者”，对于那些谋划犯罪、预备犯罪，甚至是仅有犯罪意图的人也要加以制裁。

　　自隋朝开始至清末变法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于律首列举“十恶”罪名并且加重处罚，一直是中国传统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什么这十种犯罪会被封建统治者确定为重点打击的行为呢？主要原因是“十恶”与封建纲常伦理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要求“忠”“孝”“义”等相抵触。

　　“忠”就是效忠皇帝，旨在保护君权。“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敬”都是对“忠”的挑战。“谋反”和“谋大逆”合称为“谋反大逆”，位列“十恶”的前两名，直接威胁皇帝的统治和权威，是重罪中的重罪，一般都会处以极刑。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犯此罪者“皆斩”，明清时期的法律更是规定“凌迟处死”。“谋叛”位列“十恶”第三位，是指叛变叛逃等犯罪，这类犯罪的处罚也很严重，罪犯本人会被处死，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通常也会被流放。“大不敬”排在“十恶”第六位，这类犯罪侵犯的是皇帝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同样难逃一死。

　　除了君权，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父权，“孝”旨在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长幼秩序。“恶逆”“不孝”“不睦”和“内乱”这四类犯罪就是针对违反孝道的行为。“恶逆”位列“十恶”第四位，主要指公然反抗家长的行为，比如子女殴打、谋杀父母或长辈，妻子谋杀、殴打丈夫等。“恶逆”在唐宋会被斩首，在明清则会被凌迟。“不孝”位列“十恶”第七位，其包含的罪行很广泛，例如子女告发父母犯罪，儿女咒骂父母等行为，在唐宋时期会被处以绞刑；儿女无法满足父母的要求，也是不孝，会被判处两年徒刑；还有在父母健在时要分家、别籍异财的，父母去世不请假奔丧的，都会被判不孝。“不睦”位列“十恶”第八位，是指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关系不和谐，比如兄弟之间拳脚相向、近亲属之间的遗弃虐待等。“内乱”位列“十恶”之尾，是指发生在家族内部的乱伦行为，一般也会被判处死刑。

　　与“忠”“孝”不同，“义”所维护的关系是基于日常社会交往而产生的伦常。“不义”位列“十恶”第九位，具体包括百姓杀死官员、士兵杀死军官、学生杀死老师、妻子在丈夫死后立刻改嫁等行为。

　　在“十恶”之中，还有一类犯罪叫“不道”，是指违反最基本的天道，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位列“十恶”第五位。这类犯罪是恶性犯罪的统称，诸如杀人碎尸、用蛊毒之术害人等。

　　“十恶”犯罪行为，要么是危害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行为，要么是危害父权和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要么是严重违反传统道义的行为，所以一直是封建专制打击的重点。而其他类型的犯罪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惩罚也就没那么重了。比如，盗窃罪，通常不会处以较重的刑罚，就连以重刑闻名的秦朝，对于盗窃犯也不会判处死刑，最重的刑罚就是割掉罪犯的鼻子并且让他去修长城。到了汉朝，因为废除了肉刑，连鼻子都不用割了，只在犯人脸上刺字后再发配去修筑长城即可。到了唐朝，盗窃罪最重的刑罚也就是流放到偏远地方落户。这种“抓大放小”的做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立法的基本精神。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